12月26日，最高法、最高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規定，重點排污單位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或者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實施或參與實施篡改、偽造行為的人員應當“從重處罰”。

為了掌握第一手污染數據，環保部門在一些重點排污單位設置了自動監測設備，此舉一方面在于加強針對企業的監督，另一方面也可以據此評估污染情況，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環保措施和規劃。隨著環保執法力度不斷升級，環境監測數據的意義不斷放大，成為高懸于企業負責人乃至地方領導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2014年5月，國務院下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情況考核辦法(試行)》，對地方政府的“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和“大氣污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考核結果不僅將作為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而且未通過終期考核的地區負責人將受到國務院領導的約談。環境狀況與制度問責的雙重壓力之下，環保日漸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然而，在各地紛紛積極應對的同時，一些異想天開者動起了數據造假的念頭。

企業在自動監測設施及數據上弄虛作假的事時有發生，環保部對此多次通報，并將此列入執法檢查重點，但此類事件依然屢禁不止。究其原因，相比企業超標排放的巨大所得，數據造假的處罰力度過于輕微;更嚴重的是，出于對地方利益的維護，一些地方環保部門對此置若罔聞，甚至主動參與。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的通知》提出的16字方針是，“全面布點，全國聯網，自動預警，依法追責”。全面布點是為了數據全國聯網，進而實現自動預警，此舉的關鍵在于確保數據客觀真實，依法追責因此格外重要。環境監測數據造假首次入刑，意味著依法追責有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值得關注的是，構成犯罪的不僅有企業數據造假，政府部門干涉也被納入構成犯罪行為的范圍。如果說前者旨在打擊數據造假的具體行為，那么后者顯然致力于使環保數據遠離行政權力的干預，在地方政府主導環保工作的管理體制中，此舉更有利于正本清源。

環保自動監測是為了緩解環保檢測人員人手少、任務重的矛盾，數據造假入刑之后，環保數據的“含金量”進一步提高，要想從根本上杜絕數據造假，應進一步加強數據抽查核對與現場監督執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