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推動行業增長，環境改善長路漫漫——環保行業國際發展經驗借鑒

摘要：

在全球環保產業結構中，美國、西歐和日本占比超過85%，其中美國和日本的環保行業走的都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之路，對我國環保產業發展來說有一定借鑒意義。在本篇報告中，我們將重點介紹美、日兩國的環保行業的發展路徑，分析環保行業發展的驅動因素和我國環保行業的發展前景。

美、日兩國的環保行業發展路徑可總結為以下四點：①環保意識和政策是環保行業發展起來的重要驅動因素；②環境治理過程緩慢，從政策密集出臺到質量改善約需20年以上；③環保行業呈現一定逆經濟增長特征；④高峰時環保投入占GDP比重超2%，環境質量改善后投資占比逐步下降。

經過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凸顯；并且在環境污染事件的刺激之下，公眾的環保意識已漸漸覺醒；2013年以后，“重量級”環保政策也陸續出臺。整體上看，發達國家環保行業快速發展的驅動因素我國均已具備。

結合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來看，在經歷了2001-2010年間“污染物總量控制”政策帶來的高速增長后，我們認為，2015年前后圍繞“環境質量改善目標”頒布的系列政策，將推動我國環保產業在“十三五”期間步入快速發展新階段，到2020年我國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有望升至2-3%。據此計算，“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行業投資復合增速可達11-21%。

在發達國家環保產業發展過程中，誕生了威立雅、廢品管理（WM）和丹納赫等一批環保巨頭，這些企業在收入和利潤規模上均遠超國內環保公司。但是，隨著我國環保投入增加和市場空間逐步釋放，未來我國也有望誕生出“千億級”規模的環保企業。

在全球環保產業結構中，美國、西歐和日本占比超過85%，其中美國和日本的環保行業走的都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之路，對我國環保產業發展來說有一定借鑒意義。在這一篇報告中，我們將主要通過介紹美日兩國環保行業的發展路徑，分析環保行業發展的驅動因素和我國環保行業的發展前景。

一、美、日環保發展經驗：政策驅動，環境改善過程緩慢

1、美國：環保意識覺醒的發源地

20世紀中葉的污染事件引發環保運動興起。美國環保產業的發展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美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忽視了污染治理和節能環保的重要性。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前后，相繼爆發了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和多諾拉煙霧事件等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在污染事件的刺激下，民眾開始為生活的環境和自身健康問題擔心，20世紀60年代，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反污染、反公害的環保運動逐漸在美國興起，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全民環保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20世紀70年代環保法律體系逐漸完善。面對民間環保運動的強大壓力，美國政府加大了環境立法和執法的力度，開始把環境保護作為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1970年美國成立國家環保局，出臺了《國家環境政策法》、《清潔空氣法》和《清潔水法案》等30多項法律法規。


20世紀80年代前后美國環保行業開始快速增長。政策的密集出臺極大地刺激了美國環保產業的發展，從1972-1980年間，美國治污投入占GDP的比重從1.5%持續提高至2%以上。同時，環保行業產值也得以快速增長，從1970到1989年間，年均增長率為19%，而1970-1980年正是美國經濟的滯脹期，國內消費和出口貿易額雙雙下降，實體經濟缺乏增長點。


2、日本：環保產業經歷兩次高速增長

戰后經濟復蘇帶來嚴重環境污染。日本環保產業的發展也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二戰后，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利用10年時間先后通過發展煤炭、鋼鐵和電力等重工業行業將經濟迅速恢復到戰前水平。并依靠工業發展，打造了1956-1973年間經濟年均10%以上增長的黃金時代。但是，工業的大規模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并由此引發了四大公害病[1]的大規模爆發。

反公害運動刺激日本環保政策密集出臺。60年代，以四大公害病的受害群體為代表的反公害運動在日本大范圍舉行，受害者通過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方式迫使排污企業提供賠償，并獲得全面勝訴。全國性的反公害運動迫使政府開始強化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密集出臺各項環保政策，在1970年12月的臨時國會上一次性通過《水質污染法》等14部公害相關的法律。


環保政策的出臺刺激了日本環保支出的快速增長，推動行業經歷了兩輪快速發展。其中，1971-1979年是日本環保產業的第一輪快速發展期，在此期間環境治理支出快速增長，治污總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從0.76%逐步提升至2.35%。到1990年時，日本工業污染問題基本解決。但隨后生活污染問題的爆發，刺激環保行業爆發第二輪高速增長。1990-1999年環保支出的復合增速達10%，治污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也進一步升至3.1%，這一時期也是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經濟發展的低迷期。


3、美、日環保行業發展路徑小結

（1）環保意識和政策是環保行業發展起來的重要驅動因素

美國環境產業聯盟主席GrantFerrier提出，環境產業發展外部驅動因素主要有三種：①法律、法規；②公眾的環境意識和企業責任；③基于市場的經濟刺激手段。而且，在產業發展的初期和中期階段，主要驅動因素表現為法律、法規，公眾的環境意識和企業責任；在產業發展進入成熟期后，主要驅動因素將表現為基于市場的經濟刺激手段，公眾的環境意識和企業責任。


美國和日本的環保行業發展路徑主要為：由污染事件頻發引起環保意識覺醒，倒逼環保政策出臺，進而推動環保行業快速發展。可見，環保意識和政策是環保行業發展起來的重要驅動因素，且政策是行業發展的直接驅動力。政策對環保行業發展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由環保行業的公用事業屬性決定的，即環保行業具有公益性和正外部性，這些特性決定了環保行業的發展必須有政府的調控和干預。


（2）環境治理過程緩慢，從政策密集出臺到環境改善約需20年以上

根據國際經驗，環境治理過程緩慢，從政策密集出臺到環境改善約需20年以上的時間，若要實現環境質量達標則需要大約30-40年的艱苦努力。美國環保政策密集出臺時期為20世紀70年代，環境質量開始改善時期是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約20年的污染集中治理階段；日本情況基本類似，從1970年密集出臺公害防治法例到1990年工業污染問題基本解決，也經歷了近20年時間，但與美國不同的是，日本從1990年到2000年，額外用了10年時間集中治理生活污染問題。

（3）環保行業呈現一定逆經濟增長特征

美國環保行業增速最快的時期是1971-1980年，而1973-1975年和1978-1980年是美國兩次典型的滯脹期，GDP增速均出現大幅下滑。日本環保行業有兩次高增長時期：1971-1979年（第一次）和1990-1999年（第二次）。第一次高速增長期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期；第二次高速增長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期，這兩個階段日本GDP增速都顯著放緩。

（4）高峰時環保投入占GDP比重超2%，質量改善后逐步下降

美國環保行業經過1971-1980年的快速增長后，在1980年環保治理投入占GDP的比重超過2%，達到階段性高點。日本環保行業經歷第一次高速增長后，環保投入占GDP比重達2.35%；在第二次高速增長后，環保投入占GDP比重進一步提升至3.1%。在環境質量改善以后，美國環保行業增速下降，但環保投入仍在緩慢增長，而日本環保投入下降明顯。此后，行業開始向節能和循環利用技術研發等新領域發展。

二、發達國家環保行業快速發展的條件我國均已具備

1、經過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凸顯

經濟高速增長下我國污染事件頻發。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經歷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環境污染事件層出不窮，涉及到水、大氣、固廢和土壤等多個領域，發達國家在工業化中后期出現的污染公害在我國已普遍出現。


2、我國公眾環保意識漸漸覺醒

我國公眾對環境污染事件關注度提升。微博統計數據顯示，當發生環境污染事件時，網友對“環境污染”關鍵詞的搜索頻率顯著上升；并且，網友對“環保”關鍵詞的搜索頻率在2013、2014年最高，高峰時單日超過百萬次。而2015年2月柴靜發布的記錄片《穹頂之下》再一次引發了公眾關于環保問題的大討論。此外，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2015中國城市居民環保意識調查》結果顯示，53.9%的民眾認為城市污染狀況非常堪憂，該比例比2013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


3、環保政策日趨完善

2013年后我國密集出臺了多項環保政策。雖然我國早在1984年和1988年就頒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但配套環保政策的出臺一直較慢。2013年是我國環保政策出臺的轉折點，在公眾環保呼聲日益激烈的壓力下，我國政府相繼頒布了新環保法、“大氣十條”、“水十條”和“土十條”等多部“重量級”環保政策。作為環保產業發展的發動機，我國環保政策日趨完善。


4、發達國家環保行業發展的條件我國已經具備

（1）我國環保行業已經發展到中期階段，從驅動因素上看，這一時期環保意識和政策是主要驅動力，目前我國環保意識逐漸覺醒、政策日趨完善，行業驅動因素基本完備。

（2）從治理過程上看，我國工業污染與生活污染治理并舉，要實現環境質量好轉，必將經歷長達20年以上的集中治理期。

（3）從逆經濟增長的屬性上看，前期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一定的財政實力，在當前GDP下滑的經濟結構調整期，環保行業有望承擔部分投資支撐重任。

（4）從環保投入上看，2015年我國環保投入占GDP比重為1.6%，距離2%的投入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三、“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行業投資增速區間11-21%

1、我國環保產業將步入快速發展新階段

“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產業將步入快速發展新階段。參照發達國家環保發展路徑，在政策密集出臺后，環保行業一般會經歷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看，環保行業有兩次政策密集出臺的時間點：第一次是2000年前后，國家圍繞“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對部分環保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并出臺了多項環境標準，帶來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在2001-2010年間的高速增長；第二次是2015年前后，國家圍繞“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在水、氣、土等各領域頒布了更為嚴格的防治政策，我們認為這些政策的密集出臺，將推動我國環保產業在“十三五”時期步入快速發展新階段。


2、2020年我國環保投入占GDP比重有望升至2-3%

2015年前我國環保行業長期處于污染物總量控制階段。由于各國經濟體量不同，通常用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這一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對環保的投入力度。根據發達國家環保產業發展經驗來看，一般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達1-1.5%時，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有可能得到基本控制；達到2-3%時，環境質量才可以得到改善。從這一指標來看，截至“十二五”期末，我國環保投入力度仍處于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階段。

“十三五”新階段，環保行業發展方向將從總量控制轉向質量改善。《“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明確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而且，環保監測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中央環保督查、河長制和《環保稅法》等一系列措施也顯示了政府從總量控制轉向質量改善的決心。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要達到改善環境質量的目標，那么到2020年我國環保投入占GDP的比例預計將達到2-3%。


3、“十三五”我國環保投入復合增速區間為11-21%

我們對“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投入增速進行了測算，兩個核心假設是：①以我國2015年GDP為基數，假設年GDP增速為6.5%；②2020年我國環保投入占GDP的下限為2%，上限為3%。測算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環保投入總額達1.85-2.78萬億元，“十三五”期間的年復合增速區間為11-21%。


四、對標國際環保巨頭成長史，國內有望誕生“千億級”環保企業

“內外兼修”打造國際環保巨頭成長之路。在發達國家環保產業發展過程中，誕生了威立雅、廢品管理（WM）和丹納赫等一批環保巨頭。結合企業發展歷史來看，并購戰略是這些企業快速成長的核心因素之一。環保行業具有較強的規模經濟屬性，先入企業能夠通過兼并收購拓展業務區域范圍，快速確立規模優勢。同時，加強內部管理和技術研發，是企業并購戰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證。


對標國際環保巨頭，國內環保企業成長空間巨大。在收入和利潤規模上，國際環保巨頭均遠超國內環保公司。但是，隨著我國環保投入增加和市場空間逐步釋放，國內環保企業成長空間巨大。近幾年，國內環保行業并購事件頻發，環保企業持續通過并購加快產業鏈整合和異地擴張速度，并且涌現了一批注重內部管理和技術研發的優秀企業，未來有望在這些企業中誕生出規模接近國際環保巨頭的國內環保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