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環境保護成為基本國策以來，環保行業從初期的沉潛醞釀、萬事皆缺，到近年來因為環境問題日漸凸顯，社會關注度日益提高，各細項政策紛紛出臺，資本的大量涌入等各路春風的照拂，環保行業儼然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但這種表象下卻總透著一種讓從業者說不出口的淡淡尷尬。

日前，兩部委聯合發布了《“十三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以下簡稱“十三五”規劃），此規劃作為“水十條”的補充，對于在水十條中已經明確了發展重點的污泥治理也提出了宏偉的構想和目標，其中，污泥無害化處理設施規模將在2015年的基礎上增加1.6倍之多。

污泥治理好似馬上就要乘風翱翔了。但對于見慣了“小東風”和“偽東風”的環保人大概只會露出一個淡定而意味深長的微笑，畢竟同樣的事“十二五”已經經歷過。


走向前臺的污泥治理

污泥作為污水處理的一項產量巨大的副產品，長期以來卻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重水輕泥”是業內常態。

在“十五”計劃時期，我國污水集中治理率尚不足五成，自然也不具備污泥治理的先決條件。近年來隨著我國污水集中處理率的快速攀升以及水處理工藝的變化，污泥的產量也大幅增長。巨大的污泥產量、日漸提高的環境意識以及更加嚴格的環境監管，都對過去相對簡單的污泥處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日漸壓縮的污水處理市場空間也讓眾多水務企業感受到了壓力，污泥市場仍然在成長的巨大市場空間也就顯得格外誘人。

從政策推進的步驟看（見表一），污泥治理發展思路和進程清晰明了。縱觀近幾年我國污泥治理的發展，可以說很好的完成了宏觀政策規劃的目標穩步前進。

參照污水治理的發展情況，可以說，隨著我國污水集中治理的目標的大幅度完成，我國污水治理已經基本解決了污水處理設施從無到有的情況，轉而開始對污水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污泥治理在此時漸漸走上前臺也就順理成章。

表一污泥治理宏觀政策遞進


新出臺的“十三五”規劃又在政策層面加碼。

提出了非常可觀的增長目標。（見表二）在污泥無害化處置率方面，即使增長率最小的設市城市的無害化處置率，增長幅度也接近41%，縣城以及重點鎮的增長幅度更是高達147%以及100%。

更值得一提的是污泥無害化處理設施規模，預計在2020年實現161%的增長至9.75萬噸/日。雖然新規劃相對于“十二五”規劃目標設置似乎略微保守，但結合實際的數字看，其實仍然野心十足。

表二“十二五”污泥規劃目標與實際完成情況以及“十三五”規劃目標


注：不考慮規劃的統計口徑變化

*重點城市包含于設市城市

**與“水十條”提出目標一致

在宏觀政策不斷加碼將污泥治理漸漸推上前臺的時候，業內污泥治理的熱度也因此不斷攀升。曾經有機構對污泥治理的投資額進行預測，預測數字也從‘十二五’期間的400億到十三五期間的上千億。預測數字的準確程度暫且不論，但從投資額的攀升還是可以看出我國污泥處置市場的潛力巨大。

發展之怪相

但就像很多環保細分領域一樣面臨的處境一樣，污泥處置市場不僅存量大，潛力也持續看好，可實際的發展情況卻總顯得有點跟不上趟，頗有些雷聲大雨點小的架勢。

在“十二五”規劃頒布之時，業內也曾經對市政污泥處置一片歡欣。污泥處置行業因此在2011年之后持續走熱。近年更因PPP模式的興起，有一些污泥處置項目也搭上了這班快車。企業方面也有諸如華光股份通過合并國聯環保開始進軍污泥處置行業等動作。

然而短暫火熱之后卻是熱度的迅速回落。2014年，廈門、福州等地的污泥處置招標屢次流拍，最終改為競爭性談判。而細看已經落地的污泥處置項目也多是通過此形式或者通過與其他經濟效益較好的項目進行打包而實現的。

為什么污泥處置這樣政策利好、市場巨大且潛力充足的行業卻雷聲大雨點小？其實不僅污泥處置行業如此，這也是我國現在很多環保細分行業共同面臨的尷尬。

環保行業作為典型政策驅動的行業，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政策出則行業生。然而僅讓行業生是遠遠不夠的，沒有后期政策持續的保駕護航以及鼎力支持，即使細分行業已經萌芽也可能就此夭折或至少活得不好。

近年來相關政策的支持說是沒有也不公平。完善環境標準以及行業標準，加強環保監察，采取靈活多變的金融手段幫助環保項目落地等措施都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我國環保行業的發展。但在這種欣欣向榮中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我國的配套政策仍然有比較大的缺失。

就污泥處置來說，近年來相關政策的支持也在持續發力。一系列相應的行業標準紛紛出臺，對于規范行業發展來說絕對是有標志性的意義。

但另一方面出臺的政策卻也讓從業者有了新的困惑。比如環保部要求污水處理廠處理污泥時的指標為含水量80%，含固體量20%，此外，出臺的填埋標準要求含水率不超過50%。但與之對應的是質檢部門的標準卻是含水量40%，含固體量60%。究竟按照哪個標準執行不僅讓企業困惑，同時也困擾著監察部門。對于利潤優先的企業來說，自然付出成本越少越好，但如果按照較低的標準執行，另一套標準形同虛設，不僅毫無意義，也不由讓人質疑標準的權威性，也就失去了約束的意義。

此外，就像早前宇墨咨詢發布的《污泥處理：做一件對的事情，然后等待時間的回報》中曾經指出的，多部門的共同參與造成的人為的“界”對行業健康發展也是一個明顯的壁壘。

污泥本身就有一定的處理難度以及特性，首先其是作為污水的衍生品，但產品卻又不全然是液體，經過不同的工藝處理之后是以固體形式進行填埋、土地利用、焚燒等。這導致其并不在以往環保行業常見的水、固廢、大氣、噪聲、生態的五大類里面，有一定的特殊性。而隨著部分企業隨意傾倒于不同的場所，如農田、河湖以及林地中，又會觸及到其他部門的管理范圍之中。目前污泥治理相關的五個部門農業部、環保部、住建部、發改委以及林業局分別對應污泥處置中的污泥農田利用、二次污染、污泥排放、投資以及污泥林業場地利用。這樣精細而復雜的分類直接造成了現實中部門職能的對接困難。

此外，雖然近年來環境監察日趨嚴格，但是偷倒亂倒的問題卻屢禁不止。這其中也不能不說監察本身也存在比較嚴重的缺失。

偷倒問題也不僅反映了環境監察中表現出的問題，更是污泥處置行業最大痛點的集中體現。此前有文章指出，污泥處置和垃圾發電、厭氧發酵等固廢處理處置方式一樣，發展的兩大支點為環境標準以及處置費，一是游戲規則，一是游戲籌碼，兩者缺一不可。此言不虛，也直接指出了“十二五”期間污泥發展出現怪相的原因。


環境標準口徑不一，標準失去了應有的強制性以及權威性。環境監察一方面可能囿于不同標準帶來的困惑，一方面也并沒有充分發揮監察應有的功能。長此以往，劣幣驅逐良幣，也就沒有愿意好好處置污泥的企業了。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老生常談的成本問題。

一方面，由于技術本身的制約，處置成本一直下不來。而且隨著越來越嚴格的環境標準，處置成本下降的空間也并不大。如在日本，即使環境管理已經非常精細、環境技術已經非常成熟的發達國家，污泥處置的費用仍然數倍高于我國目前實際的處理費用。

另一方面，污泥處置費也一直上不去，沒有了經濟刺激，市場缺乏自然發展下去的動力。而在歐洲等發達國家，污水處理費的一半甚至更多被用于污泥治理。可我國出于民生考慮一直都對污水處理費的調漲比較謹慎，雖然“水十條”中明確城市污水費不應低于污水處理費和污泥處置費，但這之后怎么調、什么時候調、調多少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這“一上一下”不停壓縮污泥處置市場本身的發展空間，也就不奇怪為什么污泥處置這顆幼苗怎么都長不大也長不好了。

成也政策，敗也政策？

就像前文提到的環保行業作為典型的政策驅動型的行業，政策對整個產業的作用舉足輕重。新能源就是政策春風下的當紅炸子雞，短短幾年內就迅速形成產業規模。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規模都無法不讓人驚嘆，而這樣的“中國速度”也鮮有國家地區可以匹敵。反觀污泥處置就是在“十二五”期間沒真正的火起來的境況，也難怪有文章直言“十二五”期間的污泥處置市場的低迷就是被政策脫了后腿。

所幸，政策仍然在持續發力。

“水十條”中的兩點信息最為關鍵，第一是明確污泥應進行穩定化無害化處理，同時禁止未處理達標的污泥進入農田，禁止非法污泥堆放點；第二，明確城市污水費不應低于城市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成本。第一點的實現需要更完善的政策體系、行業標準、環境監察的支持，第二點更是明確透露松綁污泥治理費的意向。兩點直擊污泥治理的兩大痛點：政策支持不足和成本問題。

此后，作為其后續規劃的“十三五”規劃更為關鍵的不是具有野心的目標（論野心，也及不上“十二五”規劃），而是規劃跟“水十條”一脈相承開始試圖直擊行業痛點。其中規劃中明確“十三五”期間用于新建和改造污泥無害化處理設施的投資為294億元，相較于“十二五”期間規劃的347億元，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參照“十三五”期間設施建設規模的大幅度增長，就不難理解新規劃中對社會資本的參與的諸多著墨了。也讓人有理由相信，后續的國家宏觀政策還會有動作，甚至是大動作。

也許，讓污泥行業翱翔的東風真的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