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而居，是不少人的夢想。看看各地樓市，海景房、湖景房、河景房，只要沾了“水”價格就會高出一截。但是，如果自家住宅靠近的是黑河臭水，那可就是煩惱了。

剛入夏，天津市河北區靖江橋一帶的居民又開始苦悶了——隨著溫度升高，旁邊的北塘排污河水臭味又開始散發出來。這條“排污河”其實十多年前就做了截污治理，河邊綠化的不錯，沿河公園有模有樣，看得出花了不少銀子。

“怎么就治不好呢，錢真是打水漂了！”周邊居民的抱怨，很有代表性。滇池“十一五”“十二五”總計治理投資超500億元，而太湖的治理資金早已超千億，更不要說治理松花江，僅吉林省“十三五”的總投資就將達到8563億元。兩湖的治理，雖已有成效，但遠不能說已高枕無憂，而松花江流域更是出現了劣V類水質斷面比例同比上升。

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出臺后，環保部環境規劃院估算，全社會投資大概需要4.6萬億元。很多人關心：這么高的投入，錢能不能花在刀刃上？資金花出去了，能不能取得預期效果，這個效果能不能長期保持？最近，財政部、環保部聯合下發《水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績效評價辦法》，給出了資金使用嚴管的積極信號。采訪有關部門和專家，看看這治水資金到底該怎么管、怎么用。

資金投入和治理效果并非一一對應，多年持續投入才能見效

水質變差，主要是各種污染集聚、超過環境容量的結果。咱老百姓通常認為，花錢建污水廠做好截污，水質總會一點點好起來。其實，投資跟治理效果，還真不是一一對應的事。說起“巨資治污，越治越污”，常有人拿滇池做例子。事實上，這兩年，滇池的治理效果已經開始顯現，但這距離治理開始已經過去了近20年。

“我們治理滇池，確實走過不少彎路，前期大量投入，不僅因為缺乏經驗，也因為我們缺乏適合的技術。”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曾在全國人大環資委任職多年，談及滇池的治理歷史，至今仍記憶猶新。

駱建華說，高原封閉湖泊的治理可以說是世界性難題，治了工業污染等外源性污染，可農村面源卻一時難找到好辦法，而后來以人工濕地等對付面源，又發現湖泊自身底泥等內源性污染依舊是難題。“錢真沒少花，但前期的效果不能讓人滿意，引發公眾抱怨可以理解，但這確實需要付出一定代價。”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告訴麻辣姐，河流湖泊環境質量的要素不僅包括水質，還要看水體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以此為標準的治理才是長效有價值的。正因如此，治水難度遠超治氣，花錢肯定要比治氣多，而且短期很難看到效果。

“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前期的投入和工作，比如污水廠的大規模興建、管網的建設和加密，都是水污染治理最基礎的工作，也是要花大價錢的事。” 王洪臣強調。

各路資金參與治理，政府及民間投資效益均有明顯提升

仔細打量《水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績效評價辦法》，每項指標細致明確，而且分值設置充分體現了“以環境質量為核心”。百分制的考核，“產出和效益”大項55分，水環境質量目標占30分，水污染防治重點工作占15分，經濟社會效益指標、滿意度指標各占5分。可見，中央資金不是隨便拿來花花的，必須有質量講效益。

績效評價只是近年來嚴管政府水污染治理資金的一個縮影。幾年前，湖泊治理資金的分配使用就開展了“競爭模式”。也就是說，湖泊治理得越好，中央越有獎勵，越給資金支持。競爭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調動了其投入的積極性。這些年，地方對湖泊的投入比例基本超過了總投資的50%，并進一步創新投入方式，廣泛引導社會資金參與。

駱建華認為，多年前，治水資金使用效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建好的污水處理廠，1/3在運行，1/3半停半開，1/3曬太陽，不僅浪費了寶貴的治水資金，也拖累了治水的步伐。最近幾年，中央對資金使用嚴格管理，不少資金采取以獎代補的方式撥付，提升了資金使用效益。與此同時，市場化治理走向前臺，從2002年特許經營開始推廣，社會資金的投入已經遠超政府投資，有力地為污染治理提供資金保障，也撬動了產業發展。

“民間投資當然講效益，有了這個補充，大家爭搶中央資金的情況已經很少見了。”駱建華說。

廣西南寧那考河，作為全國首個實行“按效付費”的內河流域治理PPP（公共私營合作制）項目，總投資約11.9億元、全長約6.35公里，在幾年內華麗變身，為黑臭水體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在王洪臣看來，國企的背景、強大的技術支持團隊，是那考河成功治理不可或缺的因素。

王洪臣認為，PPP模式，資本最終要獲利。一個污水運營項目的成本測算容易，但一個水域環境整治的成本測算卻很困難。開始簽了協議，隨著對項目了解的深入，毀約撂挑子的并不鮮見。在環境質量考核的壓力下，這樣的PPP一定要注意治理的系統性。短期為了達標，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把戲不少，但是不僅浪費治理資金，也影響治理的長效，為后期治理埋下隱患。

“水環境質量的提升，是個綜合工程，企業的達標排放很關鍵。但目前來說，監管的大棒多，對企業提升環境行為的激勵還太少。”駱建華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