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數據顯示，全國每年排污費征收額近200億元左右。

　　“在環境稅開征的時候，選擇的污染物指標肯定不會完全覆蓋。比如，作為一種稅收，首先要征收一些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宗污染物排放的稅；二是目前向企業征收的排污費，除了包括大宗的常規污染物，還包括很多小宗的、非常規污染物，比如汞、鉻、鉛等重金屬污染物以及有機污染物等。如果對這些污染物也征稅，成本就很高，而且對這些污染物的征收所要求的技術性也很強，稅務部門不可能再搞一套環境檢測機構。因此，把這部分也改成征稅，肯定不太可能。” 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楊朝飛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實行的是雙軌制，稅費共存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從長遠來看，大宗的常規污染物可能改為環境稅，而小宗的非常規污染物可能改為罰款。”

　　碳稅或將率先開征

　　如果開征環境稅，哪類大宗污染物會最先開征，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現在排污費征收的項目非常多，最有可能先開征碳稅。”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

　　其實，在去年的“兩會”上，賈康就提交了《關于盡快將開征環境稅納入議事日程、出臺環境稅》的提案，賈康在提案中表示，“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30年來我國復合稅制的不斷發展，我國開征環境稅的經濟條件和稅制條件已經基本具備。”這一提案當時得到20多位政協委員的聯名附議。而在此之前的2007年，研究開征環境稅就已被國務院列入《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 

　　似乎在一夜之間，“碳排放”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詞匯，甚至有人活靈活現地將生活中的“碳排放”一一列出，比如坐飛機從日本到紐約要排放多少千克二氧化碳，在酒店舉行一次為期半天的論壇碳排放是多少等等。

　　人們之所以關注“碳排放”，主要緣于一系列關于中國“碳排放”的數字：中國在2006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24%；2009年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而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決定了中國減排的艱巨性。相關資料表明，煤炭消費占中國能耗總量的67.7%，而其產生的碳排放量則占到全國總排放量的81%。在馬中教授看來，碳排放已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減排成了擺在人們眼前的迫切問題。而對碳排放征稅，無疑是減小排放最直接的方式。

　　“對具體的污染物征稅，比如碳排放征稅，應該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多方面的考慮，首先可以控制污染排放行為，降低污染；其次是稅制改革的需要；第三是表明國家對污染控制的重視。”馬中解釋說，碳稅是一種污染稅，是指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稅。它通過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稅來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因為征稅使得污染性燃料的使用成本變高，這會促使公共事業機構、商業組織及個人減少燃料消耗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它以環境保護為目的，希望通過削減二氧化碳排放來減緩全球變暖。”馬中說。

　　污染稅率高于現有排污費水平

　　無論是官方、學者或者企業，目前對征收環境稅在思想上都沒有了障礙，但是，對環境稅稅率的確定問題，記者采訪的各個層面的人士，幾乎都諱莫如深。環境稅稅率也由此成為環境稅出臺最核心、最機密的問題。記者從網絡上也沒有搜索到任何關于環境稅稅率的數字分析文章。

　　盡管如此，記者采訪的這幾位業內人士，從宏觀層面對環境稅比如污染稅稅率的大體方向卻有著普遍而高度一致的看法，普遍認為，設定污染稅率應高于現有的排污費水平，但還應該有個限度，稅率也不能過高，否則有可能抑制社會生產活動，導致工業競爭力下降。

　　“現在環境稅開征遇到的主要問題是技術性問題，即要真正能夠準確地測算出某種稅率對經濟、物價、老百姓和消費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國家很難下定出臺環境稅的決心。”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楊朝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出臺環境稅的目的，是既能夠調整企業的行為，同時又不能把企業和企業所在的這個行業壓垮。

　　業內有觀點認為，在稅率設計上，最適宜的稅率應等于最適資源配置下每單位污染物造成的邊際污染成本。在實踐中可采用彈性稅率，根據環境整治的邊際成本變化，合理調整稅率，同時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污染程度的企業實行差別稅率。

　　賈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目前環境稅的稅率和標準還不是很具體，但基本設想是借鑒國際經驗，形成可操作方案。“世界各國都是有各自的實踐，只有極少數小國家比如東歐有兩個小國，現在是按照測算實際排放來征收碳稅，一般都是按照零標準換算過來征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