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困局

    在巨大的商機推動下，中國的治污市場早已經開始啟動。但就整個治污產業來講，目前發展得并不充分，龐大的商業機會遠沒有得到充分的釋放。

    “中國過去都搞生產，沒有考慮環境問題，到處的水都受到污染。在2007年底之前，我們國家正常運行的污水處理廠不到600個，靠600個污水處理廠解決這么巨大的一個污染問題，是不可以想象的。”北京桑德環保集團董事長文一波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文一波認為，環保產業依然存在投資不足的問題。他認為，鐵路、公路、機場的投資可以晚一點做，應該拿出2000億~3000億投入到環保產業，這種投入是值得的。

    文一波說出了環保產業目前面臨的普遍性困境。據國家環保部專家的一項測算，“十一五”期間全國環保投資扣除中央和各級政府的預計投資后，大約一半的環保投資需求存在缺口。由于污水處理費每年征收不足帶來資金難題，有課題組調查發現全國1400多座污水處理廠中，有一半處于半開工狀態。

    出現這樣的困境，關鍵還在于環保投融資體制的不健全。政協委員王恒豐曾經提出了這樣一份提案，他認為：環保投融資體制的嚴重滯后是制約我國環保產業化的一個極其重要因素。表現在環保投資總量不足，比例偏低；投融資渠道單一，以財政投資和銀行貸款為主的投資來源方式難以達到投資需要。

    中國現行的環保投融資體制，基本還是從計劃經濟時代沿襲至今的，投資渠道狹窄。在全國各地，政府或公共資金的投入超過環保投資總額的70％，民間資金參與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的籌資機制沒有形成。

    王恒豐認為，政府要堅決從一些經營性的環保領域退出。一些環保公用設施，如收費的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等，由于具有比較穩定的現金流，只要收費標準和價格合理，使得投資者有合理的投資回報，完全沒有必要由政府大包大攬。

    實際上，在現行的政策下社會資本即使是進入了環保產業，投資回報利潤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個難題。如何將治污企業的社會利益與商業利益相融合，有效驅動資本的逐利沖動使其投入到治污行業，這是在目前的體制模式下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一位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合伙人在接受CBN記者采訪時說出了這樣的實情：環保產業可以帶來很好的社會效益，如果也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投資人都很愿意投。但現在的投資基本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開發如太陽能上，因為這里一度存在暴利。投在污染治理的資金并不多，始終停留在“說得多、做得少”的地步。原因很簡單，利潤不夠。

    依照建設部2005年發布的全國污水治理情況通報，截至當年6月底，全國有475個城市實行了污水處理收費制度，還有186個城市沒有開征。已開征污水處理費的城市普遍存在收費標準低、征繳率低的問題。全國約有1/4開征污水處理費的城市收費標準不足0.3元/立方米（居民收費標準）。據測算，依照現在的征收水平，到“十一五”時期末中國污水處理費缺口將達700億元。

    “以前自來水都認為是白用的，污水就直接排。現在要收費，并且數額還不會小，直接就是自來水漲價，居民怎么能接受？這個錢怎么收得上來？連基本投資都收不回來，資本又怎么會進入這個行業？環保產業發展起來很難。”上述創投合伙人說道。

    “必須讓污水處理由只賠不賺的純公益性事業，變成有利可圖的產業。” 韓偉表示，如果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沒有經濟效益，光投入不產出，投資者就會望而卻步。需要給投資者以回報，確立起“誰污染、誰埋單；誰治污、誰受益”的市場體系。

    長江、淮河下游的江蘇省作出了積極的探索。江蘇境內有大小河流2900多條；全國五大淡水湖，江蘇得其二，此外還有大小湖泊290多個。水域面積占17%，比例之高居全國首位。環保治污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一直是制約江蘇省流域治污進度的“攔路虎”。

    自2002年起，江蘇推行了一系列優惠、扶持政策。該省財政每年安排1.5億元作為引導資金，支持流域污染防治中的生態性、公益性項目，大部分用于補貼治污設施和“經營環境”資本的啟動。同時，為吸引社會資金，太湖流域4市率先把污水處理費上調至有利可圖，污水處理市場迅速被激活，先后有11座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項目與外方簽約，協議利用外資達到2.1億美元。

    2008年，太湖流域在建城鎮污水處理項目近300個，新增城鎮污水處理能力150萬立方米/日，比2007年增長了26%。去年，太湖流域196個城鎮污水廠實際處理污水量近20億立方米，COD削減量85萬噸；城鎮污水處理廠平均運行負荷率約74%，比2007年提高3個百分點。

    韓偉認為，目前，國家在環保上需要給予更多的優惠、扶持政策，比如說減免稅收、企業所得稅優惠、加快設備折舊等等。對這樣的一個社會公益性事業，如果跟其他產業一樣完全靠企業投入，肯定是發展不起來的，只有充分依靠政策引導和市場運作，才能夠解決環保投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