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的國外環境治理經驗表明，隨著經濟增長水平的提升，環境在一定階段內受到危害，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環境態勢又出現良性逆轉。中國又是怎樣呢？

　　本報記者 徐 楠 發自上海

　　“現實對數據提出了質疑。”周宏春，這位中國環境科學會環境經濟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毫不客氣評價中國環境現狀。

　　此前，官方一直對中國環境問題小心翼翼評價。2007年，中國環境公報以顯著篇幅表示：這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首次出現‘拐點’，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實現雙下降”，“多項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和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總體方案，讓不堪重負的江河湖海休養生息拉開序幕”。

　　然而，殘酷的現實，卻讓所有人懷疑“拐點”的真偽。

　　公報發布兩年后，2009年官方媒體稱，中國政府在6年內投入了910億治理污染最嚴重的“三江三湖”，但水質仍然較差。以太湖為例，水質“連降三級”：從上世紀80年代的Ⅱ類水為主下降至Ⅴ類、劣Ⅴ類。

　　《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00年到2008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從1010.3億元上升到4490.3億元?？梢哉f，中國走的是一條昂貴的治污路線。

　　即便投資巨大，與此相伴的是環境突發事件明顯增多。此外，安全生產事故造成的次生環境事件也在明顯增多。

　　“就整個環境質量、環境事件的爆發概率來說，拐點還沒來臨。”周宏春說。

　　擁抱重化工

　　環境污染拐點還沒來臨，原因在于我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

　　2002年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其基本邏輯是工業拉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其中重工業快于輕工業。

　　國際上常見的工業化基本過程是：以輕紡工業起步，中期階段進入重化工業，之后進入到后重化工業階段，最后進入知識經濟階段。

　　然而，中國卻及早走上了一條重化工發展之路。2004年1月20日，中國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即表示：“中國工業正進入重化工時期，中國工業經濟正進入新的經濟增長平臺。”

　　在這個節點上，如果更快地轉向知識經濟和服務業，或許中國將走上另一條曲線。但這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奢侈。

　　人們看到的現實是：大量投資涌入能源、交通和通信設施等基礎設施，第二產業比重被持續推高，2000年首次超過50%，其中重化工所占比重為59.9%。次年，重化工所占比重首次超過60%，達60.5%，2003年躍升至64.3%。

　　這一勢頭至今不減。2009年，重工業生產增速比輕工業高出4個百分點。

　　這次擁抱毫不輕松，它帶來空前的環境和公共安全挑戰——主要的能源、化工和重工業制造行業中，廢水排放占據總量的50%以上；固廢排放占據總量90%以上，并且在過去幾年中持續增高。這種模式更為今后調整產業結構埋下隱患。

　　環境污染轉移

　　強大的重化工業拉動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隨著沿海地區的環保產業政策收緊，污染產業正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可以說，全國進入環境事件高發期。

　　從全國來看，“雙三角洲”——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在工業化進程中走在前面，卻進入了新的環境困擾——重金屬問題突出、水源安全性面臨挑戰、垃圾圍城引發公共治理危機。

　　中西部積極承接東部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作為拉動經濟的引擎，同時也步入了環境窘境——化工泄漏造成流域污染、密集工業超標排放。

　　從環境敏感區域來看，中西部生態環境相對脆弱得多，稍加擾動就可能發生劇烈影響，而且不可逆轉，比如已經出現的局部荒漠化、水源地污染問題等。加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對弱，人才、技術優勢不強，具有更高的環境風險。

　　“現在不是要不要產業西移的問題，而是要討論如何西移，要提高產業轉移的環境門檻，承接產業因地制宜，而且政府要做好環境規劃。”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鄒驥說。

　　還需10年？

　　中國離真正的拐點還有多遠？

　　目前，經濟增長與環境擾動的關系曲線上升態勢很難扭轉。鄒驥認為，依據現在的環境壓力，環境污染高發“可能還要持續10年、20年時間”。

　　要讓拐點更快來臨，必然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然而，以產業結構調整成效的重要指標——第三產業的比重來看，第三產業比重在2000年以前一直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0年的33.4%，但2000年以來處于徘徊狀態。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看來，大規模的結構調整變化，應該在2020年以后。那時工業、原材料、制造業產能趨近頂峰，不可能大幅再增，在這一水平上保持一段時間，更多的投資逐漸轉向服務業，轉向提高能效、改進技術的相關產業，到2035年前后，第三產業比重可以達到55%－64%。

　　這也意味著2020年極有可能是一個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