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與此同時，環境保護事業也得到全面深入發展。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本報開設“輝煌六十年——歷史性轉變系列報道”欄目，以“大轉變”為主題，從不同領域、不同角度選取典型案例，反映建國60年來，我國從忽視環境保護到堅持環境優先，從環境與經濟相對立走向高度融合，從被動保護環境到主動改善環境，從生產至上到以環境優化經濟發展等一系列歷史性轉變，展現我國環保事業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1972年，對于中國的環境保護來說，是一個分水嶺。 

    在此之前，環境問題對人們來說，無疑是陌生的。人們普遍認為污染和公害是資本主義的弊端，不屬于社會主義。但環境問題還是不期然地來到人們面前。 

    1971年冬到1972年初，北京有市民發現市場出售的淡水魚有異味，有些人吃了這些魚后出現中毒癥狀；官廳水庫下游發現有大量魚類死亡。經有關部門調查，主要是由于一個農藥廠排放的工業廢水污染了官廳水庫的水源。放眼全國，在當時，官廳水庫污染不是個案。 

    1972年6月，我國派出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后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參加了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中國代表團在回國后的總結匯報說:中國城市和江河污染程度不比西方國家輕，而在自然生態某些方面破壞的程度甚至在西方國家之上。 

    這次會議不僅給了我國一次正視自身環境問題嚴重性的機會，同時揭開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序幕。 

    環境保護進入國家發展戰略，環境與發展走向高度融合 

    2008年3月27日，掛了十年的“國家環保總局”舊牌被換成了“環境保護部”新牌。 

    “從1988年國家環境保護局成立到2008年國家組建環境保護部，國務院環境保護機構完成了30年‘三級跳’、10年‘一大跳’，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環保工作的高度重視，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國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說。 

    我國環保機構的數次沿革，不僅印證了環境保護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也體現了人民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環境問題的現實需要。
 

    在環保事業發展之初，一些人認為保護環境影響經濟發展。我國首家地方環保局——重慶市環保局的創始人之一曾宇石老人說:“1975年，四川省召開全省第一次環境保護大會，會上一位領導說，全省一定要加大對工廠污染的監管治理。但是，我也希望環保部門對這些企業高抬貴手，不要妨礙經濟發展。” 

    從上世紀70年代初直到80年代，“環境保護只會拖經濟建設的后腿”，“只有把經濟搞上去了，再來保護環境”，諸如此類的錯誤觀念并不少見。為了發展，犧牲了環境，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逐漸加重。 

    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存在的環境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在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保護環境被確立為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環境保護成為立國之本、治國之策，初步奠定了環境保護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隨后，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召開之后，我國將可持續發展確定為國家重大戰略，并率先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2002年，第五次全國環保大會重點強調，“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 

    2006年，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要把環境保護放在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上，加快實現“三個轉變”，這是環保工作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戰略性、方向性、歷史性轉變。我國進入了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走向高度融合的新階段。 

    2007年，是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歷程的又一個轉折點。在這一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將生態文明寫入了政治報告中，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寫入黨章。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作為黨和國家的意志，真正進入了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干線、主戰場和大舞臺。
 

    為了落實中央做出的戰略決策，2008年9月10日，國務院批準了《武漢城市圈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而對于武漢城市圈和與2007年底已被批準成立綜改區的長株潭城市群來說，建設改革實驗區，不僅是其在中部崛起中實現率先發展的重要支點，也將為整個中國探索未來的新型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