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政府關注和擔憂的問題，與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政府只要能夠保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水準，就應該算成功；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目標是要生存、要發展。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既不公平，還可能是不道德的。

    “低碳經濟”這一名詞首次出現在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從此，“低碳經濟”成為引起全世界日益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當時，《能源白皮書》中并沒有給出這一新名詞的確切定義以及相關界定方法和標準。

    目前雖然全球都在談論“低碳經濟”，但其概念仍然不是很明確，而且在不斷地更新發展。較為主流的理解是，“低碳經濟”指盡可能最小量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體。

    英國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時，科學界以及公眾都比較信服的一個結論，就是目前大氣中濃度過高的溫室氣體對正在上演的全球氣候變暖有直接作用，并且證實這些濃度過高的溫室氣體是人類經濟活動、生產生活的結果。因此，在全球范圍內倡導低碳經濟是避免災難性氣候變化的必要手段。幾乎所有國家都已經認識到急需向低碳經濟轉型，各國尋求低碳經濟發展已經變成緩解全球變暖長期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型能源資源、不斷上升的能源需求以及能源價格，也將推動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

    將碳排放量作為一種限定，其含義是“把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全球氣候系統受到威脅的水平上”（全球氣候公約目標），無論人類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發展速度、發展規模都必須考慮碳排放量這個約束。

    “低碳經濟”旨在圍繞整個經濟活動，在生產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全面考慮溫室氣體排放，主要體現在對能源生產和消費作出更加有效率的選擇，以求達到最小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具體來說，“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模式，與以往的高消耗、低效率和高排放的傳統經濟有本質上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工業方面，高效率的生產和能源利用；能源結構方面，可再生能源生產將占據相當高比例；交通方面，使用高效燃料，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取代私人交通，并且更多地使用自行車和步行；建筑方面，辦公建筑與家庭住房都采用高效節能材料以及節能建造方式。

    歸根結底，都將是通過系統地調整體制從而激勵節能技術創新、低排放技術應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結果。隨著經濟不斷擴展，逐步減少單位GDP的碳排放量，打破傳統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之間的舊的高度相關關系，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

    至此，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低碳經濟”的定義已經很清楚了。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還不夠。盡管各國政府針對低碳發展的說法相似，但其背后含義卻存在不同之處。發展中國家政府關注和擔憂的問題，與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政府只要能夠保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水準，就應該算成功；可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目標是要生存、要發展，未來是一個提高整體生活水平、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的過程。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既不公平，還可能是不道德的。

    “低碳經濟”是全球經濟發展和人類活動模式的革命，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應當對低碳作出相應的反應。但是，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反應會不一樣，這就是共同減排、不同責任的原則基礎。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公眾對環境質量和價值的評價與他們的收入高度相關，減排所需要的支付能力更是取決于收入水平。以中國和美國相比，2007年中國人均收入僅2000美元多一點，美國人均收入達4.6萬美元，為中國人均的23倍；中國的平均電價是每度電6.7美分，美國是每度電9.1美分，僅為中國的1.4倍。也就是說，在美國動員公眾支持二氧化碳減排比較容易，讓公眾對減排支付也比較容易，這就是二氧化碳減排所需要的資金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老百姓對減排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至關重要。因此，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別也在客觀上決定了發達與不發達國家必須共同減排但不同責任。

    全球變暖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成的，不是發展中國家。即使不追究歷史的排放，目前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還是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發展中國家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西方發達國家的“轉移排放”。處于分工產業鏈最高端的發達國家，更傾向于把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產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對于全球減排負有更大的責任，也符合環境的“誰污染，誰治理”原則。

    所以，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意味著，除了降低自己的排放，還必須對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負更大的責任。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如果不兼顧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發展，可能會導致更多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