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卻正在走上和傳統產業相同的一條老路。
 

　　在國務院日前下發的《關于抑制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的通知》中，風電設備和多晶硅這兩大新能源產業首次被列入重復建之列。于是乎，原本以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為己任的新能源反而成為被調整的對象；而原本奉節能環保為圭臬的光伏原料多晶硅反被貼上高耗能、高污染的標簽——一時間，中國的新能源產業仿佛陷身于一出果戈理式的諷刺劇。

　　但諷刺歸諷刺，這一切其實早種業因。

　　數年前，當施正榮剛剛榮登內地首富的寶座時，國內大批嗅覺敏銳的資本玩家就隱約看到一座前所未有的大金礦，紛紛投身其中。一時間，各地光伏組件廠如雨后春筍般冒出，投向光伏業的資本呈幾何級數膨脹。直到有一天組件價格被賣得“賤如白菜”，而原料多晶硅被炒得“千金難求”，人們才驀然驚覺：原來真正暴利的不是組件，卻是硅料。

　　隨后，資本迅速向多晶硅聚攏，人人都幻想“早一天投產就可早一天坐享600%乃至1000%的暴利”。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把硅價打回原形，曾經的暴利變成微利很快又轉為虧損，當初的“擁硅者為王”淪為如今的“擁硅者被套”……

　　追憶往昔，這一幕又何嘗不耳熟能詳？中國歷來都有“一哄而上”的傳統：從上世紀90年代的彩電、冰箱到之后的電信、水泥、乳業、鋼鐵，哪一次不是以轟轟烈烈的重復建設起步，又哪一次不是以腥風血雨的價格鏖戰收場？

　　從這個角度看，中央此次對兩大新能源行業的調控之舉既非像一些悲觀者認為的“全盤否定”，也并非是一些樂觀者輕描淡寫的所謂“警示云云”，而是一種與以往遏制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相類似的行政干預手段，其背后的政策邏輯其實與2003年下半年以來對局部經濟過熱實施的那輪宏觀調控一脈相承。

　　這從一些具體調控措施上也可管窺豹斑——無論是淘汰多晶硅落后產能抑或提高產業門檻，都與當年對鋼鐵、水泥的調控舉措并無二致。
 

　　不過，筆者認為，在動用這些傳統政策工具的基礎上，中國對新能源產業的宏觀調控還應加入一些新思維——即從新能源的特性出發衡量調控的方式、目標和強度。

　　作為當前世界各國應對危機、拉動經濟的一張重要“底牌”，新能源被普遍認為是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中人類解決氣候和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其特殊之處首先表現在市場容量的不可預估。以光伏為例，目前美中兩個大國仍未全面啟動，一旦未來更多國家加入光伏陣營則究竟會催生多大的市場還很難斷言。而如果以當前的裝機規模作為衡量未來產能過剩與否的標準，不排除出現估計不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