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間，中國終于結束了長期以來環保指標難以完成的厄運，在環保投資和主要污染物減排兩項規劃指標方面，首次超額完成了五年計劃規定的任務。

    但盡管環保指標超額完成，中國的生態環境現狀卻依然不能讓人樂觀。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很大原因在于，“十一五”規劃中“減排”的規定，并不是要全面減少污染排放，而是只有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兩項指標。因此，環保官員難免只把減排這兩項污染物作為主要任務。從而在一些地區出現雖然環保規劃指標超額完成，但是生態環境狀況卻不見好轉的現象。

    而在電力工業方面，盡管“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減排指標超額完成，中國目前在火電機組的平均規模、煤耗指標以及脫硫機組的比例等方面甚至已經優于美國，但是所有這些指標的提高，卻由于火電的比重增速過快，能源結構嚴重惡化而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十一五”期間，標志二氧化碳減排的“單位GDP能耗下降20%”這一目標，完成得意外艱難。

    這種個別環保指標提高、能源結構反而惡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環保立法的科學性不足。在片面政策指引下，一些環境官員只把完成規定的減排指標當成任務：要想完成中國環保規劃指標中要求的二氧化硫的減排，就要加緊現有發電機組的脫硫改造。這樣只重視政績的環保官員通常都支持能夠替代小機組、增加了脫硫設備的大型火電上馬（壓小上大）。而對于與脫硫目標無關的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他們卻往往不太感興趣。“十一五”期間，規劃中的水電項目投產超額，卻只有28%開工。

    在中國，由于火電廠的建設增速過快，能源結構嚴重惡化，導致煤炭供不應求、價格飛漲、礦難頻發、煤電矛盾尖銳激化。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前一階段，中國遭遇了嚴重的煤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一度只有鼓勵遍布全國的小煤窯加緊生產，才能渡過難關。而在中國煤電矛盾最突出的時刻，煤窯的生產事故也達到了頂峰。

    2008年10月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意外緩解了中國煤炭能源嚴重短缺的困境。然而煤炭價格快速上漲趨勢改變的同時，社會用電量也急劇下降，中國能源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并不能得到緩解。用電量下降，導致大量新投產火電機組必然成為利用率極低的不良資產。惡化的能源結構讓中國的電力工業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惡性循環，歷來都是國家利稅大戶的國有電力企業，最近幾年已經面臨全面虧損。

    與此同時，中國由于排放了與自身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溫室氣體，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遭遇到全球的批評。

    以前由于受到經濟能力的局限等原因，中國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的建設一直進展緩慢，但那種由于整體經濟能力不足、無能力開發利用清潔能源的情況，在全世界非常普遍，在欠發達國家，社會的能源需求量有限，清潔能源開發程度低的現象并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以后，如果仍然不能及時開發利用水電和其他清潔能源，那么其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就要靠燃燒更多的化石能源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