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在美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事情來推進獨立性。因為你有特定的委員會，比如薪酬委員會、任命委員會和審計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成員絕大部分是獨立董事，而且熟知他們各自的領域。據我最近看到的標準普爾500公司的數據，這些公司的董事會平均只有1～2個非獨立董事。這些非獨立董事一般來說是該公司的CEO或即將成為CEO的那個人。因此在美國這個國家，董事會成員絕大部分是獨立的。

　　問:應付給董事會成員多少薪酬？以什么樣的方式？

　　答:現在他們的工作量增加了，責任增加了，人們對他們的期望也增加了。因此我認為，大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他的年薪應在10萬到25萬美元之間。這聽上去很多，但與他們的工作量比，實際上并不多。我傾向于向董事授予限制性的長期股權，而不僅僅是現金。通過這種方式，董事會成員的利益和股東的利益能更好的一致化。

　　問:如果將董事的表現和股票價格掛鉤，你認為他們還能保持獨立嗎？

　　答:我認為能。給他們的應是長期的股權，而非短期的股權。我個人擔任一家公司的董事，得到的是10年的限制性股權，因此我得想什么決策最符合公司的長遠利益。我們所說的都是上市公司的模式。在私募股權領域，董事會成員常常擁有大量的股票，他們可能是最大的股東，因此他們對公司業務的參與非常深，對公司的長遠利益更加關注。因此我傾向長期的股權，這樣才能有效地將董事會成員的利益和股東的長遠回報聯系起來。

　　問:談到董事會的獨立性，不少人建議將董事長和CEO的角色分開。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不，我不同意。我傾向的是獨立董事應有一個領導。公司的領導和獨立董事的領導應該分開。這可能是董事長和CEO的角色的分開，也有可能是出現一個強有力的獨立董事領頭人。在英國，絕大部分的公司分開了董事長和CEO的角色。但美國的傳統不同:這個國家的許多公司將CEO和董事長的角色合二為一，但這些公司幾乎都采納了獨立董事領頭人這個設計。我認為獨立董事領頭人是否能動的工作遠比CEO和董事長的角色是否分離更為重要。另外，沒有數據表明將董事長和CEO的角色分開能夠為公司帶來更好的業績。

　　問:董事會績效何如？我的問題是:怎樣評價董事會的績效呢？

　　答: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讓董事去評價董事會的績效。在大的歐洲公司里，CEO或董事會說，“我們想了解董事會的表現，但我想從約談我的管理團隊開始，請他們來評價董事會的表現。”這不僅是讓董事來討論他們自己，而是讓管理層來評判董事會的工作，我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趨勢。

　　問:我知道你在公司治理這個領域研究并實踐了10多年。你覺得這個領域取得了進步嗎？

　　答:在這個國家，這個領域經歷了許多積極的變化。董事會變得更加獨立、更有影響力、更加有效。董事會的成員結構得到改善。每個董事變得更負責，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工作會受到評審，因此他們需要做有建設性的工作。另外我也看到在董事的挑選、CEO的表現評估、CEO繼承人的安排等方面所顯示的進步。但有些領域的進展還是緩慢的。比如董事會成員依然在尋找高管股權的處理方法。我不認為人們已經知道答案。因為一端是被動反應的股東，另一端則是有自己議程的股東。按照美國的公司法，我是公司董事，我對所有股東負責。問題是有些股東有他們自己的議程，他們不想公司往那里投資，不想公司賣掉那個資產……除此之外，公司治理領域還存在其他方面的挑戰，比如CEO薪酬、股東代表權和股東民主等等。

　　問:你還會繼續關注這個領域嗎？比如說在未來的十年間。

　　答:是的，我會繼續和全世界的CEO一道關注這個問題。去了解各國如何處理公司治理是件有趣的事情。美國經濟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建構的，即股票市場和股東能動主義能給上市公司造成很大壓力;但在其他國家，很多公司是家族所有或受政府控制，他們不會有那么大的壓力。事情正在開始發生變化，而變化通常源自外在而非內部的力量。對于許多大公司來說，一個重大的問題是他們是否需要從公共市場上籌集資金。如果你打算從公共市場籌集資金，你可能不得不進行治理方面的變革。隨著時間的推移，私人公司甚至也需要改善他們的治理結構，如果他們想讓公司順利發展的話。

　　問:你還有什么別的話要說嗎？尤其是針對我們的中國讀者。

　　答:我認為中國如果想繼續吸納外資，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需要建立一套規則，以使投資者能更好地了解一個公司的經濟狀況。如果我知道這個公司怎樣運行，我就能估算出我潛在的投資回報;如果這個公司只是政府的一個單位，有其他的政治用途，我就不確定我將怎樣和這個公司打交道。因此，賦予董事會更多的獨立性、改善公司的治理過程將有助于提升投資者的信心，有助于吸引長期的外國投資。此外，現在開始行動比將來不得不應對效果要好，這一點已在其他市場(比如日本)得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