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香港2009年實施限塑條例，第一階段首先覆蓋單間營業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大型店鋪，或者店鋪超過5家的連鎖店，對難管理的第三方營業的商場專賣店，不做要求。臺灣地區2002年的限塑政策，一開始也把農貿市場排除在外。

　　“通過小范圍的試點，或者一些鼓勵性的措施，促進民間和消費零售業者自己去尋求強制執行以外的減塑方法。”楊維和認為，這樣既可以避免法規長期處于無效狀態，也可以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集中的重點部門，取得更好的成果。

　　誰來執法更有力

　　目前，我國的“限塑令”采用有償使用制度，是將原來的塑料袋隱形收入顯性化，令消費者感受到沒有免費的塑料袋，從而減少塑料袋使用量。

　　這種方式并不被與會的專家們看好。

　　董金獅認為，采取經濟刺激的方式，只是在短期內“限塑”成效顯著，時間一長，人們就會習以為常。“就像汽油漲價，人們雖有怨言，但結果是依然接受”，不能充分認識“限塑令”的環保目的。

　　楊維和介紹說，在愛爾蘭等國家，政府通過向塑料袋生產企業征收高額環境稅來抑制塑料袋使用行為。與愛爾蘭相比，我們只需支付塑料袋成本，而不需要對塑料袋造成的環境影響負責。

　　“另一方面，我國負責塑料袋收費的主體是商品零售商，政府只起監管作用，在目前監管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零售商自然以自己的利益為考量。如果收費影響他的生意，他當然不收費。”楊維和說，在愛爾蘭，生產塑料袋要繳納的環境稅是由政府稅務部門征收的，這樣的可執行率很高。

　　據了解，我國“限塑令”也要求財政稅務部門盡快研究制定抑制廢塑料的稅收政策，利用稅收杠桿，調節塑料袋的生產和使用。

　　楊維和建議，有關部門應改變塑料袋收費形式，將有償使用變更為征收高額環境稅，將稅收收入專門用于環保項目，在減少塑料袋使用量的同時，提升公眾環保意識，以及對“限塑令”的認可度。

　　“同時，變更收費主體，稅務部門可利用已經建好的稅務系統，投入適當配套資源，就可以保證這項稅收的征稽。”楊維和說。(本報記者 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