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國環境污染和危機加劇的根源，從體制看，主要是環境系統的整體性與行政系統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區利益、部門利益之爭，以及政績的攀比機制，使這種矛盾加劇；從政策看，在各項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和經濟政策之中，尚未真正考慮環境因素，體現環境成本，杜絕破壞性的開發建設，甚至將環境因素排斥在經濟發展之外；從資源使用和定價看，資源初級產品價格相對偏低，環境等社會公共產品可以免費索取。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這話用在環境治理上非常貼切。

　　國家發改委日前在《“十二五”節能減排全民行動實施方案》中要求公務員每周少開一天車，被不少人誤解為是限制公車的舉措。這個要求從客觀效果來說，或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但誠如方案名稱顯示的，發改委的目的是著眼于節能減排，因為汽車的尾氣排放是導致大氣污染尤其是城市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

　　之后又有媒體曝出，發改委的這個要求也不是新東西，很多城市在幾年前就出臺過類似舉措，但最后因效果不佳都不了了之。現在發改委重新拿出這個東西，是不是會陷入同樣的尷尬？這是有可能的，除非有比以前更嚴厲的監督措施。不過，應該看到，發改委此番重提這個要求，與之前一些城市的出發點是不同的。后者可能單純或主要著眼于公車治理。發改委再把多年前的要求拿出來，從某種角度說，意味著中國開始到了加速為環境污染還債的時候。

　　最近兩件事說明了這點。一是這段時間廣受關注的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此事表明對一些地方尤其是經濟還較落后的地區而言，對環境污染的重視還未上升到一種執政理性自覺的程度，在那兒，至今仍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經濟能夠得到快速發展，GDP能夠做大，民眾能夠迅速致富，高耗能、高污染、對一方水土和人民健康有嚴重危害的產業照樣引進和發展，甚至得到政府的鼓勵。

　　二是江蘇太湖經過20年治理，投資逾百億元，水質仍未得到明顯改善，藍藻還是年年爆發。這則新聞沒有前者那樣受到關注，是因為它是過去的事了。太湖曾因多年前的那場大范圍藍藻爆發，讓人窺見了那個原是魚米之鄉、清澈透明的太湖如何在10多年間，在當地政府竭澤而漁的發展思路下被毀壞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鄉鎮企業興盛的時候，太湖周邊布滿了高耗能和高污染的小企業，致使太湖水質迅速惡化，不但人不能飲，農田也不能灌溉。1991年，國家啟動第一期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國家批準《太湖環境治理計劃》。然而，正如太湖流域管理局工作人員坦承的，要徹底治好太湖，絕非一夕之功，“至少需要幾倍于污染過程的時間。”

　　兩件事的表現和性質都一樣，只不過一個是過去時，一個是現在時；一個已經嘗到惡果，一個在嘗惡果；一個痛定思痛，拿出了治理的決心；一個剛剛覺醒，還未治理。從這來看，龍江鎘污染事件正是太湖藍藻事件的翻版，前者重復著后者的發展故事。

　　我們可以把它們看成是中國的一個縮影。中國過去30余年的發展道路，在許多領域，是對發達國家發展道路的模仿。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走過一個經濟增長與環境破壞并存的時代，這種噩運同樣降臨在我們頭上。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也是一場拼環境、資源和勞動力的戰爭，透支著后代和未來的發展資本。我們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它們由于先發展，可以把環境危機通過殖民掠奪轉嫁給當時經濟落后的國家，但現在不是殖民時代，中國不能將環境危機轉嫁給別國，所以，這種高速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只會更大、更厲害。一些環境學者就警告，從生態角度而言，說中國的環保到了最緊要關頭并非危言聳聽。

　　反思中國環境污染和危機加劇的根源，從體制看，主要是環境系統的整體性與行政系統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區利益、部門利益之爭，以及政績的攀比機制，使這種矛盾加劇；從政策看，在各項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和經濟政策之中，尚未真正考慮環境因素，體現環境成本，杜絕破壞性的開發建設，甚至將環境因素排斥在經濟發展之外；從資源使用和定價看，資源初級產品價格相對偏低，環境等社會公共產品可以免費索取。

　　環境和資源是關系今后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盡管這些年來我們大力倡導科學發展，加大了環保宣傳力度，制定了節能減排的考核指標，提高了資源的定價，但受制于發展的慣性以及既往發展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環境污染總體還是呈惡化趨勢。

　　人類對大自然的每次掠奪，都會遭報復。環境和生態危機，有可能毀壞我們的發展之基。從太湖的治污來看，中國的人口和環境容量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復發達國家走過的“先發展、后治理”老路。

　　欠債總是要還的。中國的環境污染已到了一個臨界點，屢屢出現的環境事件昭示著我們為環境污染加速還債的時候已經到來。要避免我們努力取得的社會發展成果因環境危機而毀于一旦，從現在開始，就要實行從價值到技術、從社會機制到行為方式的變革，只有這樣才可能超越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和發展模式，建立起生態安全和生命安全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