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的順利實施是大國與小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重復博弈的結果，最終也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合作奠定了基礎。

　　清潔發展機制的國際經濟合作性質

　　《京都議定書》第六條、第十二條和第十七條分別確定了“聯合履行”（ＪＩ）、“清潔發展機制”和“國際排放貿易”（ＩＥＴ）三種境外減排的靈活機制。其核心在于，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這三種機制在本國以外取得減排額，通過“境外減排”緩解其國內減排壓力，從而以較低成本來實現減排目標。

　　從上可以看出，清潔發展機制下允許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減排項目投資，這就決定了減排目標的實現勢必要通過不同國家的共同協作，并且必須通過國際經濟合作的手段來實現。因此，它是建立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國際相互依賴之上的重要國際經濟合作形式。

　　在的問題

　　（一）技術轉移未能產生預期效果

　　清潔發展機制下的國際經濟合作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其一是通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其二則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但事實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并沒有起到預想到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發展中國家接受的技術轉移的技術層次和質量過低。在現行的清潔發展機制框架下，從成本效益方面考慮，發達國家一般多采取技術轉移的方式來換得減排量。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從其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不會用更多的研發費用產生的減排科技用于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即發達國家在技術轉移的時候以“現有能力替代”（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而非“超過現有能力”的觀念為指導。實踐中一般都是由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其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運行方式基本是該公司向專門的生產企業采購減排設備，然后轉移到合作的發展中國家一起進行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開發。在這種條件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合作者不是該減排技術的擁有者，那么發展中國家一般只能得到技術的載體，即減排設備以及相關的設備的適用、維護等方面的技巧，而不是為其帶來核心的技術。

　　二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流轉速度過慢。所謂技術流轉是指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后能把該技術推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講，技術流轉的速度越快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其自身發展也越是迅速。但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環境技術擴展得越快越廣，其自身的獲利機會會相對越少，同時也會提前發達國家進一步對新技術進行研發的時間，對發達國家而言，之前轉移的技術并沒有能夠獲得其自身的最大收益。因此，一般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合作時，往往會對技術轉移進行約束，拖延技術轉移時機，為其自身獲得更多的收益。另外，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獲得較先進技術后即使在項目中未對技術轉移進行約束，也未必進行技術轉移。一方面，進行技術轉移要有相應的成本，另一方面，該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借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比同類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多的先發優勢。這種狹隘的國家情結也會限制技術轉移的速度，延誤最佳的轉移時機。

　　（二）可能引起收益分配不公平沒有超國家權利存在是整個世界和諧發展的基礎，清潔發展機制下的國際經濟合作本著自愿的原則進行，這就要求雙方合作的經濟收益應該是平等的，合理的分享合作下所得的全部收益。但清潔發展機制實踐經驗表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收益分配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存在不明確的現象，這就不能保證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清潔發展機制等靈活機制的制定本質就是為了減輕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因此，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中，占據主導地位，也是清潔發展機制等靈活機制下收益的直接獲得者。另外，發達國家在進行資金和技術轉移的同時對其自身也有間接的作用，能夠促進其自身技術的創新和再出口。

　　清潔發展機制的收益和間接成本的估計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及一定經濟范圍的系統框架內進行。遺憾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建立完善的環境和經濟評價體系，很少知道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可能產生的間接影響。

　　另外，由于清潔發展機制由投資國、東道國和第三方組成。第三方對投資國和東道國的信息非對稱也可能導致清潔發展機制低效率。

　　（三）合作項目區域發展不平衡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在不同區域之間分布極不均衡。已注冊開發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主要分布在亞洲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非洲和其他地區所占比例較少。其中亞太地區有３５２個，占５６．４１％；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有２５１個，占４０．２２％；非洲僅１５個，占２．４０％；其他地區有６個，僅占０．９６％。這種情況不利于幫助落后地區和國家擺脫貧困，實現其可持續發展。

　　前景展望

　　（一）美中兩國的態度

　　對清潔發展機制，歐盟和日本的態度已經很明晰，決定其未來發展前景的一個是未參加《京都議定書》的美國，以及未參與減排約束的中國。

　　美國對于《京都議定書》的態度經歷了從支持到退出，現又趨于理解的過程。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誕生的“巴厘路線圖”明確規定，《公約》的所有發達國家都要履行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美國接受“巴厘路線圖”也可說明美國在《京都議定書》上的態度的軟化。

　　中國是最早參加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談判的國家之一。自１９９０年以來，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的立場穩中有變。維持不承擔量化減排溫室氣體的義務基本立場不變，但對于是否參與減排，盡管在不同時間或場合，中國對該立場的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至今保持不參與減排這一立場。

　　（二）未來的努力方向

　　（１）各締約國精誠協作，發揮日本與歐盟的帶頭作用

　　如果美國能夠在２０１２年加入《京都議定書》，對《京都議定書》而言是一個極大的促進，增強了國際溫室氣體減排能力，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現有《京都議定書》下的國際貿易環境。倘若美國不加入《京都議定書》，則日本和歐盟則成為發達國家最主要的成員，必須更應發揮主導作用，以身作則，提高自身減排方面的技術水平，加大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力度，維護《京都議定書》現有的工作成績。

　　（２）根據《京都議定書》的完成情況，對各國的減排目標作出相應調整

　　《京都議定書》生效時起，為參與國規定了不同的減排任務。到目前為止，各國的具體減排任務完成情況還未可知，如果參與國未能完成減排任務，則說明可能之前制定的減排目標過于激進，也可能說明當前的機制尚未完善有待調整，這個時候重新調整減排目標同樣能夠正確認識各國的減排地位，為下一次的減排做好準備。

　　（３）清潔發展機制本身的完善，進一步明確各國的相對責任和義務

　　當前清潔發展機制的模糊性邊界很大程度上給予參與國自主的權利，為其自身謀取更多的福利。同時各國也可在此基礎上設立各自的定義，在現階段可能會促進各國的加入，因為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但從長遠的眼光考慮，只有進一步明確各個國家的相對責任和義務，才有利于體現清潔發展機制的相對公平性，才能更進一步激發各參與國的進取性。

　　（４）盡量吸納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維持可持續發展

　　清潔發展機制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不會更改的。因此，只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到清潔發展機制的體系，才能為其創造更多的經濟條件。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加入也可以證明國際社會對清潔發展機制的認知程度，為其他拒不加入的國家施加壓力。溫室氣體減排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為其分擔自己應有的責任，才能進一步進入到國際舞臺，有更多的與外界交流的機會，為本國換來更多的經驗和技術，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改善本土貧困落后的現狀。同時，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加入還可以增加現有的清潔發展機制減排市場，為發達國家利用靈活機制完成減排任務創造條件，一方面能夠提高發達國家的減排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雙方的相互了解，能夠更好地創造經濟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