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負增長恰恰說明，山西的經濟結構之畸形的程度有多嚴重。更重要的意義則在于，山西GDP的升降，對我國經濟增長觀、經濟結構調整等都有值得分析的標本價值。

　　山西省上半年GDP同比下降4.4%，低于全國GDP增速11.5個百分點，成為全國唯一的負增長省份。這么一份“另類”的成績單，在一個以GDP為考核官員政績績效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標的機制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深思也就不足為奇了。（7月29日《南方都市報》）

　　對于山西GDP出現負增長，媒體上正面評價頗多，認為這是山西下決心與“紅（帶血的）”與“黑（高污染）”GDP決裂的重要一步。不可否認，這樣善意的評論的確有一定的數據的支撐，比如，山西為了告別“帶血”的GDP，通過兼并重組減少礦井1300多個。但如果將山西上半年GDP負增長主要歸結于結構調整和“科學發展”，可能是對其意義的過度拔高。“山西現象”有結構調整的因素，但結構調整絕不是山西GDP負增長的主要因素。事實上，GDP負增長恰恰說明，山西的經濟結構之畸形的程度有多嚴重。

　　首先，看看山西的產業結構，基本可以稱之為重工業經濟和煤炭經濟，重工業占９０％，煤及與煤相關產業占工業產值８０％。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價格的跳水和外需的減少導致四大主導行業“煤、焦、鐵、電”產量和價格雙雙高臺“跳水”，１至５月份，全省工業增加值下降２２．５％，出口總額下降７２．７％。這“四大天王”，曾經帶動山西GDP連續7年以13%以上的奇跡增長。而在他們遭受重創的情況下，山西GDP出現“負面現象”就成了必然。可見，GDP下滑的主因并非對煤炭企業的關閉和重組，而是價格和需求的下滑導致。

　　其次，在上半年舉國以投資帶動GDP增長的熱潮中，山西也沒有置身投資大潮之外。上半年，山西投資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升溫，共完成投資1547億元，同比增長35.5%，超出全國平均值，依然成為拉動經濟的最主要力量，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只有18.4%，比去年同期差幅擴大了13.7個百分點；在就業和民間投資上，兩個數據可以說明山西和全國的情況大同小異，一是一季度全省中小企業數量同比減少8000多個，二是從業人員減少50萬人。這說明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仍是中流砥柱，消費沒有起色，而出口大幅滑坡，山西就是全國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