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擴張，產業升級，很多化工、冶金企業都要搬遷或關閉。這帶來一個問題：曾經的工業污染場地成為“毒地”，它們不能直接開發利用，必須進行修復。

2017年，工業大省山東關閉和轉產的化工企業，多達620家。近十年來，江蘇省累計關閉化工企業7000余家……

在“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中，凈土保衛戰被稱為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因為與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滯后性、累積性等特點，必須通過儀器設備采樣檢測才能確定，而且土壤污染一般要經過10年或者20年之后才能顯現出來。

8月31日，我國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表決通過，將于2019年實施。

毒地越來越多，一片片污染場地如同一顆顆定時炸彈，一旦大面積爆發，將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對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與穩定，也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誰污染，誰治理

對工業污染場地進行土壤修復，是其再利用的前提。

在中國許多地區、特別是東部和南部經濟發達地區，對工業污染場地進行修復，已成為政府與市場的迫切需求。

相關專家測算，“十三五”期間，中國土壤修復潛在市場將超10萬億，遠超過《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1.7萬億和《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4.6萬億。

不過，要開啟這龐大的市場，首先必須確立誰來治理的核心問題?

2015年爆發的常州毒地案，地方政府是否為肇事企業背鍋?一時成為公眾熱烈討論的話題。

近期，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副處長付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就是要解決土壤污染無人擔責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無人負責的情況。

具體來說，針對污染地塊，首先是土壤污染責任人承擔修復責任。即：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

一般來說，土壤污染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大轉移，基本上都在周邊。每個企業排放的污染物有其獨特性，跟其他企業都是可以區分出來的。

當然，一些污染場地有著復雜的歷史成因，如果土壤污染責任人無法認定，則由土地使用權人擔責。

這一解釋，基本厘清了土壤污染的修復責任。也為土壤修復市場，開啟了嶄新的格局。

起步階段

雖然土壤修復市場漸次打開，但問題叢生也同樣是標配。

最突出的是低價中標的問題：為了搶占市場份額，很多企業不惜低價競標，給行業帶來負面影響。例如，土壤修復成本需要三百萬，一些公司用一百萬甚至八十萬去競標。中標后，無法完成既定修復目標，就會在污染調查時弄虛作假，很多企業因此被吊銷了資質。

相較于歐美，中國土壤修復產業尚屬于發展初期，人才、技術、經驗幾乎處于“草莽期”，面臨多種無法預知的風險。

近日，在高能環境承辦的第六期“綠金匯環保產業沙龍”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表示，十多年前，土壤修復剛起步時，“相當于把一個呱呱叫的小孩抱到懷里邊，不知道是左邊抱還是右邊抱合適，就是這樣一種形態?！?br />
十多年來，土壤修復行業，已經有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但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寶航環境總經理馬駿表示，全行業對土壤修復的規律認知不足。例如，一旦業主決定要使用某塊污染場地，總是希望盡快修復使用，留給修復企業的時間通常非常短。馬駿說，“這對于土壤修復企業來說，是個嚴峻的挑戰。土方量小的可能留個一年半載，土方量大的撐死留兩到三年?！?br />
急功近利的做法，常常出現在房地產開發領域：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急于開發污染場地，直接搖身變為“土壤修復承包商”，雖然不具備土壤修復的技術能力，卻把污染場地修復變成了普通的“土方工程”，將污染的土壤一換了之。

這當然治標不治本。將污染土壤運送至別的地方進行填埋，是一種污染轉移，在轉移過程中，污染物重新進入空氣、水和土地，造成填埋地新的污染。

可以預見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以后，凡是涉及到污染物填埋，屬地環保部門和政府都不愿意接收。這相當于接收了定時炸彈，沒準兒什么時候就引爆了。這種“轉移大法”，會越來越玩兒不轉。

這樣的監管環境，會倒逼土壤修復市場的釋放和培育。原有的污染土壤，必須挖出來重新修復治理，做完之后再回填，原位修復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劉陽生還認為：土壤修復市場的發育，還會帶動地下水的治理修復。因為土壤和地下水是無法分離的。

最強污染法

2017年，頗受關注的北京建工修復IPO折戟、中科鼎實IPO終止審查，這兩家企業的招股說明書暴露出一個問題，土壤修復市場尚未充分釋放，土壤修復企業的施治工程，常出現不可預知工程風險和經營風險。

魏麗表示，修復工程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污染場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很難有一個統一的修復標準，對于土壤修復企業來說風險很大。

國內第一樁污染場地修復，就是一個例子，北京市宋家莊地鐵站所在地原本是一家農藥廠，在地鐵站施工過程中，當挖掘作業到達地下5米處時，農藥廠殘留的有毒有害氣體，竟造成3名工人急性中毒。

魏麗認為，對于土壤修復企業來說，必須提高專業化程度，要對場地的污染情況、水流面積情況要有準確把握，切實消除污染風險。

目前，不少污染場地修復過程中，僅對地下一兩米的淺表土壤進行修復，而對地下深層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未采取任何措施，這種修復工程也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而劉陽生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出臺以后，土壤修復正在走向正軌。因為法律是剛性的，只要你參與到土壤修復中，不管是做檢測、做修復、做驗收等等，只要與土壤相關的，是終身追責的，這也是土壤防治法最強的地方。

永清環保董事長馬銘鋒也在上述沙龍上表示，在土壤防治法出臺以前，沒有明確法律責任。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工業企業，都不愿意在這上面投入太多經費，也下不了修復毒地的決心。

那現在有了法律依據，對于整個政府部門來說，對于行業來說，相當于都是有了一個定心丸。

魏麗說，伴隨著《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高能環境在在從事修復工程時，也變得很謹慎了。有一些項目，在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階段，如果認為會有潛在的風險，就不會貿然接手。

而這種傾向，直接原因就是“終身追責”。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對于修復行業有多大影響?

馬駿認為，法規、標準的完善，真正打開了市場空間，對于所有的修復企業來說，穩定了大家的預期。雖然之前也重視技術，但土壤修復是從屬于成本考量的，用多高的技術手段取決于有多少的污染治理預算。

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臺后，邏輯變了，將污染場地治理好，是唯一的考量。這就為那些真正掌握修復技術的企業，提供了空間和舞臺。未來，只有具有獨特技術優勢的企業，才會在競爭中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