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治污成效不彰的背景下，中國開始大幅變革環保思路。繼新版《環境保護法》表決通過后，中國正積極在市政公用領域推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營)模式，同時在工業污染領域推行第三方治理模式，而環境稅、資源稅、消費稅等相關稅種也面臨重大調整。隨?一系列政策“組合拳”的陸續出臺，中國環保產業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市場機遇。

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副司長馬榮在2014中國環保產業高峰論壇上透露，國家發改委將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加快建立和完善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探索PPP模式，其中第三方治理改革措施將于今年內制定完成。國家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胥樹凡亦在同一場合透露，由環保部起草的《關于做好政府購買環保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已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預計很快就會發布。

從PPP到第三方治理

實際上，PPP和第三方治理并不新鮮。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中國區執行副總裁孫明華指出，PPP在國外早已推行，在中國也已提出二、三十年，只是之前并未獲得政府認同和推廣。而第三方治理在國外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商業模式，其核心可以概括為由專業的公司做專業的事情，同時將“誰污染誰治理”的傳統治污思路轉變為“誰污染誰付費”的全新觀念。

她舉例說，德國巴斯夫集團在全球各地建立化工園區時，都委託蘇伊士環境負責污水處理，即不同專業的公司分工非常精細，化工企業就專門做化工，像環境治理之類的輔助工作則交給其他專業公司負責。但在中國并非如此，央企旗下工廠的環境治理項目，大多是由自身負責建設和運營，這使得政府很難監管，治理質量也很難保證，從投資的角度來看也不科學。

“我們最可悲的是脫硫設施、脫硝設施有多少在開的，我沒有做過詳細調查，但我問過這個行業的老闆，他們說賣出去不少，多半沒開。”科達潔能董事長邊程批評道，很多大型國企在領取國家脫硫脫硝等補貼的同時，卻仍在未經處理的情況下排污。

邊程所言非虛，今年6月，環保部曾發布公告，披露部分央企存在不正常運行脫硫裝置，或不正常使用自動監控系統、監測數據造假、二氧化硫超標排放等行為，并對這些企業予以處罰。

傳統治污模式不利監管

“全國這么多的煙?都在冒煙，有多少煙?里的煙是排放達標的?這個只有天知道，因為它排到天上去了。”國電清新董事長張開元用“黑色幽默”道出了行業的尷尬現狀，而解決的辦法就是實行第三方治理。

張開元認為，實行第三方治理可以讓排污企業由被監管方變成監管方，這既有利于降低企業成本，也有利于政府監管。而對于專業環保企業來說，只要具備核心技術和產品，通過第三方治理可以很容易地做強、做大。

全球最大的水務公司威立雅水務中國區副總裁黃曉軍亦指出，PPP模式順應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環保或者市政公用工程發展的需求，而第三方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是PPP模式的一種延伸。

黃曉軍和其他環保業者普遍相信，中國在環保領域推行PPP和第三方治理等改革措施，將為中外環保企業帶來巨大商機。首創集團副總經理劉永政表示，以PPP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及第三方治理、政府購買環保服務等政策的制定，實際上意味?環保領域將向社會資本進行開放，這些政策的落地將為環保產業提供史無前例的機遇和條件。

單就第三方治理市場來看，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內地城鎮污水處理設施的社會化運營比例已達到50%左右，但工業污染治理的社會化運營比例只有5%左右，而工業污染已佔到總污染的70%以上。

市場開放促進產業升級

劉永政說，隨?環保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未來中國的環保企業將向規模化、國際化發展，會不斷出現若干個創新能力強的重量級企業，并不斷有企業“走出去”，從而產生中國的國際化環保企業，創造出中國特色的商業模式。

同時，業者還希望市場的開放能促進中國環保產業的升級。碧水源總經理戴日成指出，近30年中國環保產業年均增速達到20%以上，其中環保設備製造業和環保服務業年均增速達到28%至30%，從增速來看確實不錯。但現在全國約有3萬家環保企業，總產值約為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平均下來每家企業產值僅有5000萬元，根本找不到一家產值上百億的企業。

“這就決定了這么多年來我們環保產業的發展出現兩個結果：第一，產業的性質就是低檔、低效;第二，環保搞了這么多年，但環境質量越搞越壞。”戴日成說，現在的形勢正在催生、召喚產值上百億甚至上千億的大型環保企業出現，這樣才能“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

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也預計，2020年中國的環保產業和現在比應該會有質的飛躍，無論從規模、水平、國際化程度來看都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目前我們國家的環保企業還沒有過百億的，但我認為2020年會有過千億的企業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