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補償：看上去很美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缺乏中央政府協調機制，許多重要跨界流域和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無法建立，一般是上游地區反映強烈，下游盡量回避；對礦產資源開發的生態補償問題，個別地方以收費或押金制度簡單替代生態補償機制，免除了開發者治理和恢復生態環境的責任。

　　任勇說，主體功能區和自然保護區考慮進去以后，流域應該也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浙江有些小流域，涉及兩個縣，省里出面即可協商解決，但涉及多個省的需要中央政府協調。

　　鑒于生態補償牽涉面廣，矛盾復雜，任勇建議，在國務院下設生態補償委員會，負責上述4項事務的協調管理，仲裁有關糾紛，為重大決策提供咨詢意見等。生態補償工作量比較大的省市，可參照設置相應機構。

　　在環保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與財政部財科所專家共同擬定的建議中，還希望建立國家生態補償專項基金。資金來源包括：現有中央財政每年投入的生態建設與保護工程資金，全部納入基金中，按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每年增加一定比例；借鑒浙江等地經驗，將國家對林業、水利、農業、扶貧等專項補助金和相關收費(如水資源費、水土保持收費)收入的一定比例放入基金中。

　　環保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指出，針對礦產資源開發造成的嚴重生態環境問題，開征生態補償費，或在現有資源補償費的基礎上增加一個生態補償費是非常必要的。

　　浙江樣本

　　多省調研后，任勇表示，浙江省生態補償較為成功。

　　4年來，浙江省財政已安排了26億元的生態環保財力轉移支付資金。

　　但實際操作中也將面臨不少問題：財政轉移支付支出結構不夠完善；源頭地區的生態補償考核指標不夠健全；多元化補償機制和渠道有待繼續探索；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價值核算體系還沒有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往往不能清晰界定。

　　浙江環保廳表示，今后解決生態補償量化的難題；為生態補償機制立法；將財政轉移支付與諸多要素掛鉤；建立水源保護補償機制。

　　“在一個行政轄區內的(中)小流域，基于市場機制的生態補償模式有很大的應用潛力，并具有高效率的優勢，如浙江東陽——義烏的水資源交易模式。”

　　任勇認為，浙江關于逐步健全生態破壞責任者的經濟賠償制度的政策設計，是很有價值的。浙江的經驗還顯示，明確政府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并建立嚴格的監督和考核制度，是生態補償機制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