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是件好事，但卻讓具體執行的曲格平為難不已，讓部委的軍代表和部長們聽一個外國記者講話，人們難以接受。后來他想了個主意，“拉條線，擺個喇叭，請部長們在會議室聽”。

　　會后，周總理詢問結果，還要求分組討論寫報告。這份文件應該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份關于環境保護的高層學習報告。

　　曲格平的名字與中國環保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他參與環保的三十年也是中國環保從起步到壯大的三十年。

　　這期間，曲格平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條始終未變，他一直構筑著中國環境法律體系。

　　如今中國關于環保的大部分法規，比如《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防沙治沙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都有他的參與。

　　而每一部法案起草的過程，都伴隨著期待和悵惘，期待的是即將有法可依了，而惆悵的是每一次的努力總要經歷漫長的等待。

　　1993年，剛剛卸任國家環保局局長一職的曲格平，提出了中華環保世紀行的構想。這是中國環保和新聞史上的一次創舉，直接誘發了隨后的環保熱和自上而下的一場環評風暴。

　　“新世紀的中國環保要打一場人民戰爭。”那是1990年代的最后幾年，曲格平快70歲的時候說的話。

　　如今回憶起來他感到欣慰不已，“那場行動掀起了中國史無前例的綠色沖擊波”。

　　三十年的環保救贖，只為了曾經記憶的那幅山水，而這注定將是一場漫長的等待，他在一首詩里對結果充滿著期待：“期待有一天，污濁的環境呈現一片晴朗；期待有一天，每一個山谷都盛開著希望的花朵……”                 
　　

　　廖曉義：蘇菲的環保世界

　　“我這么一個國際活躍分子，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吵架，而要蹲在村里頭？我覺得，目前來講，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恐怕比談論還要更重要，或者說這種實際的模型本身就是一種話語。”

　　提名理由

　　她的激情與決絕，是中國環保人物性情的彰顯；她主持下的建設性、落地式的環保操作模式，嘗試推動環保成為更多人的生活選擇；她的國際影響使得中國式環保的理念聲名遠播，惠及廣泛；她在政策層面上的諫言，推動中國NGO贏得更多的話語權。

　　人物簡介：

　　廖曉義，曾是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國際環境政治專業訪問學者。1996年創辦民間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10余年來致力于倡導綠色生活方式。通過試點建設推動了中國綠色社區的理論與實踐，作為關鍵協調人推進了“26度空調節能行動”“無車日”“綠色選擇”“節能20%公民行動”等民間組織聯合行動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并深入四川5·12地震重災區營建樂和家園，為災后重建和新農村建設走上生態文明的軌道提供了切實的經驗。

　　言論：

　　“人對自然應該有一份感情，應該有一份責任，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自然之子，你真的把自然當成親人的時候，你就和他血脈相通，我覺得有些事情恐怕我這么說，不在我們圈內都很難理解，真的是對于我們天地父母有感情，有感情。好多時候，就是這個感情支撐著。”

　　——廖曉義

　　本刊記者/張蕾

　　2009年歲末，北歐的丹麥城市哥本哈根圍繞氣候議題喧囂不止。在這個被譽為“二戰以來最重要的”會議上，政要們為本國爭取著安身立命之地，環保人士則極盡各種方式警示著未來的危機。而這個時候，稱得上國際知名環保活動家的中國人廖曉義，卻在四川彭州大坪村里奔忙，給村里的山雞尋找銷路。

　　這里是她一手打造的“樂和家園”。雖然這還只是一個生態文明模式的雛形，雖然它還有著廖曉義看來的眾多“不完美”，但這里寄托著廖曉義的理想：“希望人類從一個失和的世界，走到一個樂和的家園里。”

　　“我這么一個國際活躍分子，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吵架，而要蹲在村里頭？我覺得，目前來講，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恐怕比談論還要更重要，或者說這種實際的模型本身就是一種話語。”

　　這是廖曉義十年環保路走來，在東西方環保理念價值觀的一番比對之后的大徹大悟。而她對中國式環保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型的探索，成為其目前為止最顯著的貢獻。

　　問道

　　北歐的一個中學老師，寫出了世界暢銷的哲學史小說《蘇菲的世界》，之后他用書款辦了個基金會，名字就取自這本書的主人公——14歲的小女孩蘇菲。

　　2000年，中國人廖曉義在北歐國家挪威領到了素有環保“諾貝爾”之稱的蘇菲獎。那天，她穿一身西式裙服，是“咬咬牙”才舍財買下的。但從那以后她就沒有再穿過，每每于公眾場合露面，她都以旗袍或唐裝等中國傳統服飾示人。

　　“有時候人的衣著是一種潛意識的表達。”廖曉義說，后來一直穿中式服裝，也并非刻意。

　　在挪威，廖曉義準備獲獎感言時，被要求在其中加入“中國元素”“東方智慧”。這個在西方世界近乎“跟風”似的東西，在廖曉義這個西方哲學研習者眼里，不知所以。

　　“他們想我是個中國人嘛，就來跟我談陰陽，談道，甚至談佛，我覺得無地自容。作為一個中國人，除了臉上的這張黃皮膚外，我們到底對自己的國家了解多少？……那個時候(就)感覺不太對勁，覺得好像是到了回家的時候了。”

　　挪威之行，成為廖曉義環保之路的轉折，這個中山大學哲學碩士畢業生開始思考14歲小女孩思考的問題：我是誰？世界從何而來？

　　此前，從四川大學的哲學講師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助理研究員，在探討學術的道路上，廖曉義一直是個不折不扣的西方哲學和工業文明的崇拜者，“那時候十分相信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的理論：工業文明的市場和科技能解決任何問題，包括環境問題”。

　　然而一切轉變發生在一次和朋友關于環境的爭論上。爭論促使廖曉義去查閱資料，在種種數據的支撐下，她終于明白，“關于工業文明能夠自行解決環境問題的假設，不過是人造的幻覺，是荒謬。”

　　意識到工業文明的致命缺陷，行動者廖曉義正式步入環保者行列，她自稱“好學生”，虔誠地跟著西方人搞環保。此間，西方發達國家在環境技術、環境投資、環境執法、特別是民間組織方面的經驗讓她獲益，她自費給NGO(非政府組織)人物拍電視片，還放棄綠卡和在美讀博士的機會回國建立了民間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2004年以來改為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