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曉義這個女人的“瘋狂”之氣一時被社會關注。

　　在那個民眾對“環保”的理解還停留于“治理三廢(廢水、廢氣、廢物)”的時候，廖曉義打出“綠色生活方式”的旗幟，提倡垃圾分類、限塑、無車日等給民眾生活帶去“麻煩”的生活習慣。

　　這樣的環保“戰斗”持續將近10年，伴隨不解和榮譽，也伴隨著她自己的困惑。

　　有一次，她帶女兒到歐洲一個分類垃圾回收中心拍片。在那里遇到一位穿著新潮、自稱“環保主義者”的姑娘，開車排隊等待處理自己帶來的垃圾。可一看她的“垃圾袋”，里面都是幾乎全新的物品，“完全可以開個精品屋”。

　　“她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拼命消費，再盡力回收，幾乎所有的生活內容都是物質性的。”廖曉義被震住了，這樣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怎么可能達到“環保”的目的，甚至從根本上來講，這是與環保的本質相背離的。

　　“我在想，她還有多少時間來修心養性，以及關照自己的身體？為生產乃至回收這些物品所消耗的自然資源，又構成了這位‘環保主義者’多大的生態腳印呢？”

　　帶著這種困惑，廖曉義領到了蘇菲獎，但獲獎本身并沒有給她指明出路。

　　“我那時自己也有苦悶……就是感覺到不得勁，(之前做的環保)解決不了安身立命的問題，我本人也解決不了安身立命的問題。”

　　然而，神奇的蘇菲還是為她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門。

　　求解

　　2002年，女兒14歲生日這天，廖曉義送給她的禮物就是那本《蘇菲的世界》。

　　女兒就像蘇菲一樣好學，邊看書，邊發問。一直沒有決定蘇菲獎獎金用途的廖曉義突然冒出個想法，不如用蘇菲獎來做一個項目，就用我和我女兒的對話，有關中國哲學，看看中國人是怎么認識世界的。

　　雖然，自打從挪威回來，廖曉義翻閱了上百本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胡亂地看”；但是，要完成這個頗顯宏大的對話，廖曉義還是覺得自己不夠格。于是她和女兒一起尋訪國學人物，還學起了古琴和太極，“開始了一個回家的過程，也是補習的過程”，廖稱此為“兩個人的國學班”。

　　國學班一直持續到2007年，學問也從文人圈子做到了實地。在云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地，那些很少受到現代污染的鄉村里，還保存著一些原生的中國智慧，這些原生智慧讓廖曉義看到了環保的治本之策。

　　根據閱讀、討教、考察，廖曉義逐漸形成了中國式環保的表達——“三能平衡”，即“惜物能、蓄心能、增體能”，意思就是減少對物質能源過度的消費和依賴，而發現作為快樂來源的心能和作為健康來源的體能的意義。這個概念進而被凝練為“樂和”——“和就是道，惟道是從就是德。你樂這個和、尚這個和、維這個和，就是樂和”，“和”的具體所指就是“身心和諧、個群和諧、天人和諧”。“樂和”的標示是仿照道家的八卦設計的。

　　5·12汶川地震給了廖曉義中國式環保理論體系落地實踐的契機。災后，在中國紅十字會和李連杰壹基金提供的資金支持下，廖曉義在彭州大坪村建起了“樂和家園”——中國第一個低碳鄉村，一座環保的“世外桃源”。廖娘(娘讀輕聲，意為“阿姨”，是大坪村鄉親對廖曉義的稱呼)在這里管的事情可多：洗衣服不能用洗衣粉(有污染物磷)，垃圾要分開扔，上廁所不要沖水、而要大搞“旱廁運動”(便于沼氣利用、肥料回田和節約用水)，種菜不能用農藥(葉子長蟲給田間雞鴨吃，純天然蔬菜可在城里賣高價)……

　　曾有人在此炸山開礦，向來潑辣強勢的廖娘忍不住哭，百般哀求和協商，終于搶回了兩座礦山中的一座。

　　“那是朝你自己的母親開刀啊！我也理解，咱們剛剛災后，是沒有辦法，是有一些要掙錢。可是我們有別的產業，我們好好來養殖來種植，我們搞旅游……我們不要去傷害我們的母親，我們不要去搞污染……你看見那個水，難道不是你的血液嗎？你看見那個山體，難道不是你的身體嗎？……我們一定要去順應它，要去愛護它，要把這個情感重新建立起來。”事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廖曉義又一次哭了出來。

　　對中國式環保的理論與實踐，也為廖曉義帶來了更深層次的社會認同。她在雜志上發表文章后不久，即有大企業的老板找上門來“以文會友”；她被四川省市長協會邀請，在2009年市長論壇上作了近一小時的講演，得到省市領導的高度認同，認為“此種生態文明的模式是可行且可復制的”；對于尋常百姓來講，接受度也不錯。

　　“中國式環保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把生命環保和心靈環保放了進去，讓大家覺得環保不是一種犧牲，它才能真正保證我們的健康，它才能真正解決幸福感的問題，而這個是普遍的生命訴求。”

　　近10年來，“東方智慧”亦為廖曉義贏得眾多獎項。有媒體評的，也有官方頒的；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其中，克林頓基金會把2008年“全球公民獎公民社會獎”頒給了她，她短短兩三分鐘的獲獎感言三次被掌聲打斷。在場的大多為政要、精英、商魁，“幾乎每一個經過我身邊的人都會跟我說，我講的東西多么重要，是這個世界需要的”；包括克林頓本人，在不同場合三次向她表達自己受到的震撼。這些都讓廖曉義樂視中國式環保的國際影響，并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