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我國古代賢哲對“天人關系”、“人地關系”不僅有深刻的認識，提出過極為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并且以其指導人們的實踐，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中國古代樸素的生態文明思想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論者和代表應當首推莊子。莊子認為，自然界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要順應客觀規律，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這樣才有可能達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境界。荀子則較莊子更進一步，提出了“制天”的思想。他主張“制天命而用之”，強調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從而改造自然、戰勝自然。易傳則綜合了莊子的“順天”思想和荀子的“制天”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說，強調人要“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周易·文言傳》)。其中的“先天”是指在自然變化未發生以前加以引導，而“后天”是指遵循自然的變化，尊重自然規律。秦漢以后，歷代思想家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先秦時期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漢時期的董仲舒明確提出了“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哲學命題，使“天人合一”思想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唐代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辨證思想(《天論》上)，認為天人之間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北宋張載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觀點(《正蒙·乾稱篇》)，認為世間萬物都是我們的朋友，人類要尊重萬物，友善對待自然。宋明理學的程朱學派、陸王學派都提出過“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思想，并對“萬物一體”論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認為人與萬物、自然處于和諧、均衡與統一之中，人和自然都遵循統一的規律,天人協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總之，“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質是主張將天、地、人作為一個統一的和諧整體來考慮，既要注意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又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在保護好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進行人類的生產活動，從而建立一種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關系。

    遵循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環境的思想。早在周代，人們就提出：“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聚篇》)東周的管仲不僅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主張對山澤林木實行國家壟斷，提出“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管子·立政》)的觀點，而且把保護山澤林木作為對君王的道德要求，提出“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山林菹澤草萊，不可立為天下王”的思想(《管子·輕重》)。漢代的楊孚撰寫了《異物志》，主張廣泛保護珍稀野生動植物，從而更好地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也指出，“天下之病”許多都是由生態環境破壞所帶來的。同時，古人還認識到生產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主張適度開發自然資源。孟子認為：“數罟不夸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荀子也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本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這些主張都充分體現了遵循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

    維護生態平衡，使自然資源得以永續利用的思想。中國自古就有較發達的農業文明，而土地又是農業的根本，因此中國古代許多農學家非常重視土地的養護，提出了種地與養地相結合，合理使用土地，維護土壤養分平衡的理論主張。《呂氏春秋》就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土壤肥力辨證觀。儒家從“仁民愛物”的核心價值觀出發，要求統治者按季節節律來役使民眾，避免對土地的超負荷使用。漢代王充提出土地的肥瘠不是固定不變的，“性惡”的土地需要“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論衡·率性》)。此后的許多農學家進一步發揮了種地與養地相結合的思想，主張因地制宜，實行農牧結合、豆谷輪作、農林牧相結合。另外，古人還提出過要保持資源再生能力的思想，反對采取滅絕性的方式開發利用生物資源。《呂氏春秋·義嘗》中寫道：“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漢代劉安在《淮南子》中指出：“孕育不得殺，殼卵不得采，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其年不得食。”這些頗有見地的思想主張強調人類的生產活動要建立在維護資源再生能力的基礎之上，體現了保護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平衡、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生態文明思想。

    樸素生態文明思想在實踐中的體現

    古代賢哲不僅提出了樸素的生態文明思想，而且在實踐中通過設置專門政府機構、頒布法律法令等措施，集中體現了他們對生態文明的追求。

    首先是設置了專門的政府機構來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這就是虞衡制度。虞衡是我國古代掌管山林川澤的政府機構的泛稱，其職責主要是保護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制定相關方面的政策法令，虞衡官執行這種政令法令。呂思勉在《中國制度史》中記載了周代的虞官設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周禮·地官·山虞》)。秦漢時期,虞衡轉稱少府,但其職責仍為管理山林川澤，具體分管的有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疇官等。隋唐時期,虞衡職責有了進一步的擴展，管理事務范圍不斷擴大，據《舊唐書》記載,虞部“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圃、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宋元以后，除元朝設有專門的虞衡司以外，其他各朝都由工部負責資源與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由少府到虞衡司再到工部，表明古代當政者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識已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并開始從系統性的角度來考慮和管理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問題。虞衡制度及其機構基本延續至清代，可以說這一制度是中國對世界自然資源管理做出的制度性貢獻。

    其次是各代都頒布了保護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法令。周文王時期曾頒布《伐崇令》，它被譽為“世界最早的環境保護法令”。《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此外，周代還制定了保護自然資源的《野禁》和《四時之禁》。秦朝的《田律》可以說是迄今為止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環境保護法律文獻,它有一部分專門講述資源與環境保護,包括古代生物資源保護的所有方面。據呂錫琛在《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法規及思想》一文中指出，宋元時期特別是北宋十分重視資源與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執法,官府屢次頒布這方面的禁令，保護的對象包括山場、林木、植被、河流、湖泊、鳥獸、魚鱉等眾多方面。明清兩朝的法律則多沿用唐律，都有資源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法令并有所發展，如清代還設有專管水利的官員，并設堡專門保護水道、河堤，這種辦法一直延用至今。總之，歷代都頒布了一系列保護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政府法令，統治階級通過法律制度的方式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系列思想主張固定下來，通過法律制度的強制性來具體實施這些思想，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社會生產活動。

    再次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護區”。漢唐時期,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已發展到較高水平，統治階級十分重視國土合理開發利用與環境整治問題。尤其是在唐代,山林川澤、苑囿、打獵、城市綠化、污水排放、郊祠神壇、五岳名山等都納入政府管理的職責范圍，《唐律》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活環境的措施及對違反者的處罰標準。據《舊唐書》記載,當時的政府還把京兆、河南兩都四郊三百里劃為禁伐區或禁獵區,通過設置“自然保護區”的方式來保護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這對保護祖國的秀麗山川起了很大的作用。經濟與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使大唐不僅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經濟空前繁榮的朝代,而且也成為當時聞名于世的大帝國。毋庸置疑,唐代的生態文明思想與環境保護措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