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5日，國家發改委與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簡稱“能源革命戰略”)，首次從消費、供給、技術、體制、國際合作、掌握能源安全主動權等六個方面，全面系統地部署推進我國能源革命。近日，筆者就能源革命戰略相關問題，對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劉琪林先生進行了對話。

筆者：據悉，您長期從事能源經濟尤其是電力產業效率方面的研究，可否介紹下您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

劉琪林：就研究工作而言，我長期跟蹤國家能源政策的趨勢與走向，開展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現以2017年完成的一篇對能源革命戰略目標的分析評價論文為例，略作闡述。

《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指出，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0 億噸標準煤以內，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41億噸以內。能源自給率保持在80%以上，增強能源安全戰略保障能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能源清潔替代水平。問題是，能源革命、氣候承諾提出的目標是否有足夠的雄心和挑戰性?我們可以以五年為周期回顧和展望一下。

“十一五”期間我國首次把GDP能源強度目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五年規劃，目標是降低20%，實際實現了19%，同時碳強度降低約了20%;“十二五”的目標是GDP能源強度降低16%，實際完成18.3%，碳強度降低了21.8%，能源結構調整對碳強度降低的貢獻在擴大。按照已經完成的進度，“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期間，GDP能源強度分別降低16%、15%、14%，GDP能源強度完全可實現降低60%的目標，再加上一次能源結構優化的效應，完成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標完全無虞。

筆者：能源革命戰略清晰地明確了到2030年我國能源革命的路線圖，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發展目標。您如何評價目前設定的這一目標?

劉琪林：我國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第一大國，也是增量第一大國，我國的氣候承諾對全球減排具有最為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之后，我國的定位與態度將對全球氣候治理發揮更加重要的風向標作用。我國的氣候承諾目標是2030年比2005年碳強度降低60%-65%，2030年碳排放達峰并力爭早日達峰。

據能源革命戰略提出的發展目標，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展望，進一步測算我國GDP能源強度以及能源消費彈性的變化趨勢發現，GDP能源強度的變化趨勢與歷史發展軌跡是一致的，一直保持穩步下降的趨勢。按照能源革命戰略的發展規劃，不管是2020年還是203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這一關鍵指標均能順利完成。這就意味著，我國政府提出的能源革命戰略與國際氣候目標承諾是內在一致的。因此能源革命戰略的有效落實，對于我國實現碳減排目標以及履行氣候變化承諾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筆者：那您認為，中國還有沒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呢?

劉琪林：簡言之，能源系統進一步優化的空間，一是要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加速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大幅提高經濟發展和能源使用的質量與效率，二是要進一步優化存量，通過技術進步、管理提升和能源替代綜合提升能效，以更少的消耗和排放實現同樣的產出和經濟價值。

我們的研究表明，通過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強化能效，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費完全可控制在48億噸標準煤，2030年可控制在53億噸標準煤左右。這樣，2023年我國因能源消費而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就有望達峰，這將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做出巨大貢獻，中國也將不折不扣地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者。

筆者：您認為,能源革命的未來愿景是什么?

劉琪林：四個革命加國際合作，“安全、高效、綠色、創新”的戰略取向，這些基本內容在《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中已有非常清晰的闡述，2020、2030、2050的目標要求也有明確而總體的界定。其中，對2020、2030年的階段性目標闡述相對具體，是與五年或中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相銜接的，而2050年的遠期目標相對宏觀，更接近于愿景層面的闡述。戰略提出，“展望2050年，能源消費總量基本穩定， 非化石能源占比超過一半，建成能源文明消費型社會;能效水平、能源科技、能源裝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成為全球能源治理重要引領者;建成現代能源體系，保障實現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