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專門的環境立法外，近年來，我國還有一些其它的立法開始規定環境保護的內容。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專列一節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并在其他章節規定了環境監管失職罪。《鄉鎮企業法》有多條規定涉及到環境和資源保護，其第35條明確要求：“鄉鎮企業必須遵守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在當地人民政府的統一指導下，采取措施，積極發展無污染、少污染和低資源消耗的企業，切實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保護和改善環境。”《農業法》也專設一章“農業資源與農業環境保護”，規定“發展農業必須合理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第54條] 2007年3月16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沒有采用傳統的“物”的概念，突破了“有體物”的范疇，將空間權、資源利用權規定為物權類型，將其納入物權法的調整范圍，特別明確規定“不動產權利人不得違反國家規定棄置固體廢物，排放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噪聲、光、電磁波輻射等有害物質。”[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90條] 《侵權責任法》也列專章規定環境侵權責任。而且，相關立法的綠化還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

　　我國環境法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并在30多年的時間內基本形成完整的體系，除了我國改革開放需要建立法制保障的大背景外，還有著許多重要的因素促使我國環境法的迅速發展。概括起來可以說：環境問題的嚴重化是促使環境法迅速發展的直接動因；環境科學的興起對我國環境法的迅速發展起著催化作用；廣大公眾環境意識的增強對環境法的迅速發展起著推動作用；國家發展戰略和執政理念的轉變對環境法的發展起著決定作用。

　　盡管環境法在我國發展迅速，像經濟發展一樣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為我國的環境保護管理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法律保障。然而，我們也不得不看到，我國的環境狀況并沒有隨著環境法的健全和完善而得到根本改善。其原因，除了環境法的實施不力這一在我國法律普遍存在的問題外，就環境法本身來說，也存在相當多的問題，面臨著許多挑戰。這些問題不解決，反過來又影響著環境法的實施。

　　概括起來，我國環境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環境法仍然難以遏制繼續惡化的環境質量；二是權力高于法律使環境法的一些規定形同虛設；三是環境執法機構難以嚴格執法；四是環境公益訴訟難以破局；五是維護污染受害者的環境權益困難重重。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我們不得不努力推動環境法的進一步完善，并著力推動環境法的實施。

　　盡管目前環境法還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問題，但這些問題也許是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遇到的問題，而且也不是不可解決的。如何面對挑戰去理性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國的環境法將向什么方向發展？是人們所關心的，也是我們應當回答的。

　　展望未來，我國的環境法將在下一個五年計劃或者十年中發生下列變化：

　　一是科學發展觀將促進生態文明的建立。我國在2003年提出要在國家和社會發展中樹立科學發展觀的思想。這種指導思想上的轉變將對我國環境保護法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從長遠看也會進一步推動和促進生態文明的建立。因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強調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與自然生態的保護相協調，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要努力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態平衡為代價，發展不僅要與現存的自然條件相適應，也要顧及子孫后代的利益，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這種環境政策與觀念轉變的情況下，我國的環境立法也在悄悄地體現出這些理念。最近幾年的環境立法更加重視源頭治理與預防性立法理念的應用，越來越多的環境法開始強調環境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的重要性，如《環境影響評價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均體現了這一點。

　　二是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將催生發展模式的轉型。傳統的發展觀及其相應的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不可持續，根本原因在于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基礎之上。國際社會意識到這種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開始認真探索和推行新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關于這種發展模式，目前認可度最高的就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區別于原來發展觀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其追求目標的長期性和持續性，在于對發展和環境關系的和諧共處上。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觀，摒棄以往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顧此失彼的傳統決策，實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所謂綜合決策，是指將環境問題納入政策、規劃和管理各個決策之中，通過改進或改善決策，將經濟、環境、社會通盤考慮，使各項重大決策既能促進經濟效益最大化，又能保障社會公平和環境安全，把經濟發展建立在穩定的環境承載力和永續的資源支持的基礎上，保持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需求與環境承載、資源支撐動態平衡和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