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在德班會議上不可能會達成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減排協議的情況下，國際氣候談判之路將走向何方?

　　潘家華：即使德班會議上能夠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宣言，將“后京都議定書”的真空期加以覆蓋，但真空期有多長需要在德班會議上明確，因此德班會議必然要涉及未來國際氣候談判后續進程安排，這比《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存續問題更為緊迫，也更為實際。

　　而就在近期與歐盟氣候行動司司長、澳大利亞氣候變化與能效部副大臣等相關政府官員、學術界權威廣泛交流之后，我們都應該也更加務實地看到，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減排協議將有可能推至2015年前后才能達成。

　　《中國經營報》：為什么是在2015年?

　　潘家華：一方面，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將在2014年推出第五次評估報告，科學的評估報告將為氣候談判提供更加明確、翔實、科學的證據支持，促使各國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另一方面，從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和國際政治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主權債務、政府換屆等各種問題撲面而來，若要把各國的關注點拉回到可能會對當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的氣候問題上來，還需要一段時間來緩沖。因此我們應該把關注點放在2015年。

　　全球有沒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達成全面、均衡、有效的全球減排協議，首先在于第五次評估報告出來以后，科學認知的深化是否能夠支撐各國進一步采取減排行動;第二是經濟可行性，從目前來看世界各國都在加速低碳轉型，而且在一些領域比如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電動汽車以及節能技術、零碳建筑都已經取得突破，隨著減碳代價進一步下降、低碳成本進一步縮小，承諾減排目標的阻力進一步下降;第三是政治意愿，目前已經沒有國家還在質疑減排行動的必要性，但是政治意愿要成為現實需要政治家的膽略、魄力和戰略考慮。

　　《中國經營報》：據了解，目前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總量由當年不足世界排放總量25%，變為現今超過50%，因而使得發達國家一再強調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入負擔減排承諾的行列，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是不是也要準備迎接壓力和挑戰?

　　潘家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中國目前的人均排放已經超過法國，部分城市的人均排放量甚至已經接近美國。在一些歐盟氣候行動官員看來，近些年來以部分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整體性突起, 溫室氣體排放格局、世界經濟格局以及政治格局均已發生深刻變動，隨著世界經濟格局、排放格局進一步明朗，以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屆時也應該作出相應的減排承諾，參與到國際減排行動中來。

    以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而言，通過長期快速發展，經濟地位也會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因此必須做好準備進行低碳轉型，早轉早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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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介學者”潘家華

　　文/李桂琴

　　頭頂著“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社會經濟評估工作組科學評估報告《減緩氣候變化》主筆”“歐洲氣候論壇理事”等光環的潘家華，卻也是一個敢言的“低碳反對派”。

　　他曾在2010年參與準備了有關“關于實現2020年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思考”的材料，并前往中南海在懷仁堂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講解;同樣，身為過去數次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中方成員，他代表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2008年，在波茲南氣候變化會議中，潘家華向世界介紹了“碳預算”方案，而正是這項方案，目前已獲得德國、日本、印度等國家的支持，在《京都議定書》前景堪憂的情況下，將有望作為“后京都”的備選方案之一，構建未來國際氣候制度。

　　而頗令人意外的是，這位低碳經濟研究領域的專家，卻也是對目前一些所謂“低碳”現象批判得最多的一位。

　　從對一些地方把低碳當做口號和噱頭、搞形象工程的斥責，到對各地新能源投資熱情膨脹、搞“風(電)光(電)大躍進”的批判，潘家華更直指為了完成節能減排目標而指令限電、利用財政補貼電動汽車等能源措施和政策“荒謬”……

　　當“低碳經濟”頻繁被政府官員、企業家甚至普通民眾所提及，潘家華也正在經歷從一個理論研究者向解釋、批判者轉變。

　　而盡管有人認為有些忠言太過逆耳，或是太愛潑涼水，但潘家華覺得，吹毛求疵、無中生有、小中見大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治學態度，“我們學者做研究，說不說是我們的責任，聽不聽是他們的事情。”

　　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作為國內應對氣候變化研究領域最受推崇的學術權威之一，友人評價他：思想活躍，帶有幾分書生氣，雖然不窮，但依然比較簡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