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年的談判，其實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了，比如建設低碳社會、低碳校園、低碳社區這些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提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以及150多個國家所做的國內減排承諾，這些理念的變化從何而來？它是是隨著談判的進程展開的。

　　長遠來看，談判的價值是巨大的，不能因一時的談判受挫就喪失信心。我們必須客觀看到，在聯合國框架內主導的談判進程，它發揮的作用不能低估。所以目前來講，聯合國的多邊談判機制雖然不完美，但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很難找到一個更好的機制替代。

　　實事求是的辦法就是兩條。第一條是積極地通過多邊的區域談判（如G20），盡量多的通過各種場合去促成共識的達成。第二就是針對內部主要的談判方，增強共同合作這樣的政治意愿；對這一點我覺得大國富有特殊的責任。

　　現在國際社會對待氣候談判普遍比較務實

　　張海濱：中國有句古話，天時地利人和。所以為什么說現在國際社會對待氣候談判普遍比較務實，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與當下的國際環境和形勢有很重大的關系。金融危機2008開始爆發，各國對其的承受能力不一樣。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比較小，美國初期受到的影響很大，現在逐步的恢復。

　　歐盟恰恰相反。開始的影響并不大，隨著金融危機的發展，現在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對它構成了一個重大的挑戰。德國總理默克爾說主權債務危機是歐盟面對冷戰以后最大的一個危機和挑戰。為什么強調歐盟？因為歐盟在整個談判的進程里面扮演了“準領導”的角色，它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在積極的推動談判進程。

　　在談判領域走在前沿的就是歐盟，但現在它受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領導能力不可避免的下降了。我說在坎昆的時候，有點群龍無首的味道，現在的這種色彩就更濃了。沒有領導的會議，一般來講是很難達成實質性的會議成果。

　　如果說中美歐是這個談判的三大關鍵方的話，我主張中美要合作、中歐要合作，美歐也應該合作。這里面不應該是對立——比方說中歐連鎖來制衡、孤立美國，或者中美聯手來制衡歐盟——我都不太認同。我覺得最好的一種模式，還是中美、中歐、美歐來形成良性互動的三邊談判。

　　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在國內的立法上有實質性的突破。但氣候談判從一個長的時段來講，美國的因素是最關鍵的，它會影響到這個談判的進程。美國雖然沒有加入京都議定書，但它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有所為還是無所作為在很大的程度上會決定談判的走向。

　　在美國現在無所作為，或者少有作為的情況下，我們探討的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中國和歐盟能不能聯手推動這個談判的進程。等到時機成熟、等到美國國內政治氣候發生變化、等到美國的觀念發生變化，再逐漸把美國納入到這個進程來。

　　中國積極參與氣候談判最主要來自于國內需求

　　張海濱：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就是：中國參與氣候變化談判、中國推進節能減排不是為了應對國際的壓力，而是真的來自國內的需求。

　　“十二五”之后，我們專門有一段講氣候變化，這個也是過去的五年計劃里面沒有的。

　　一個國家是不是真的應對氣候變化，一個關鍵指標就是看它是不是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化之中。 “十二五”我們把它列進去，其中包含了三個非常清晰的亮點。

　　第一個就是政策。不久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里提到，2015年把單位GDP的碳排放強度降17%。這是我們“十二五”規劃里面制定的一個約束性的指標。這個指標目標已經分到各個省，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關注和稱道的。

　　第二個亮點是立法。大家都知道依法治國，我們也要依法治理氣候、依法應對氣候變化。最新材料顯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法已經完成了初期的調研工作，開始進入起草的階段。

　　第三個我比較關注的就是五省八市的試點。這是中國的特色，先試點再推廣。最新的材料也在有序的推進，比如碳排放交易市場的試點，在天津、大連、上海、北京都在有序地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