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相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十一五”和“十二五”的經濟增長和能源格局不會有太多的變化，需要應對的問題應該也大致差不多。應該說，一個比較明顯的區別就是經濟低碳轉型問題。然而，目前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碳強度)要比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說明兩層含義，一是，中國的碳減排目標與其他國家不同，是與GDP相聯系，是以保證經濟增長為前提的；二是，中國低碳轉型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能源規劃對一個國家來說，至關重要，科學有效的能源規劃可以促進經濟轉型和節能減排，提高能源效率，減少能源對外依存，保證能源安全。能源供需平衡分析及結構優化研究是能源規劃編制工作的重要基礎，需要在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充分認識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問題，既要保證適度的經濟增長，又要保持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適應低碳發展。

    對比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程，雖然有能源稀缺程度，環境空間，技術水平等等的不同，但是，目前中國的許多經濟發展問題，如高耗能，高排放，粗放式經濟增長，重工化經濟結構，能源效率低等等，都是城市化工業化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基本特征，符合發展的規律性。中國目前處于城市化工業化階段，這個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經濟增長快，能源需求增長快、排放高。總結國際經驗，快速增長的經濟常常是比較粗放的，經濟增長速度快就很難兼顧效率。發達國家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其經濟增長率和能源消費都呈現出很強的規律性和發展特征，這些規律性和發展特征對中國“十二五”期間的能源需求預測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經濟發展目前處于城市化工業化階段。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城市化所需的大量高耗能產品只能在國內生產滿足，能源電力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比例，具有能源消費剛性特征。這種情況在發達國家處于市場化工業化階段也曾經出現。比如說，在工業化階段，日本和美國的電力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也都基本上是1比1的關系。城市化工業化階段的高能源消費增長基本不受資源稟賦不同的影響。盡管日本能源極端匱乏，日本的工業化時間比美國快3倍，其工業化階段的能源消費增長也比美國快了3倍多，工業化時間縮短只是意味著能源集中消費，無法回避能源消費的剛性問題。通過分析尋找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規律，可以清楚地認識和把握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階段的能源需求，做出比較準確的能源需求預測，從而進行有效的能源規劃。

    近期中國能源需求雖然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大幅度下降。然而，只要城市化進程不變，短期的需求增長波動不會影響中長期的能源和電力需求增長態勢。正確認識中國現階段能源需求的剛性問題，就可以比較準確地把握“十二五”規劃的能源需求規模，把握中國整體污染排放的量，以及應對中國能源安全面臨的挑戰。能源規劃既要保證適度的經濟增長，又要保持能源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減少排放。因此，中國能源轉型戰略應當是節能為主，發展清潔能源為輔。如果節能為主，新能源為輔的戰略方向確定，那么，能源規劃除了應對新能源發展，應當對整體節能進一步下功夫。

    在能源轉型戰略的指導下，綜合考慮環境保護、能源替代、科技創新、能源效率等多種因素，結合我國主要能源品種的產業化發展情況，以能源結構優化、碳排放控制總量等為約束條件，進行“十二五”期間能源供需平衡比選分析，進而提出各能源品種發展思路及主要指標建議，配合低碳經濟轉型的能源規劃應當反映三個方面：

    (1) 改變簡單從能源供給側考慮滿足能源需求的傳統能源平衡模式，結合能源需求側管理，通過對能源供給投入或者對節能投入的選擇，將滿足能源需求的成本最小化。

    (2) 改變僅由資源約束的能源供需增長和能源平衡和能源結構優化，將二氧化碳排放作為滿足能源需求的約束，不同的排放量相對應的能源結構會有不同的能源成本，對經濟增長、就業等有不同的影響，因此需要對不同的能源結構成本進行分析，從經濟社會角度考慮是否能接受。最后將排放約束下可以接受的能源結構作為能源平衡的基礎，并且考慮使用什么樣的政策支持選擇的能源結構。

    ( 3) 改變從能源供給側考慮能源安全。不能僅考慮石油戰略儲備，應當廣義地考慮中國的能源安全，指以合理的價格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能源供給穩定性。廣義的能源安全界定要求能源規劃需要盡可能降低對其他國家的能源依賴，通過低碳的能源多元化來替代石油。

    充分考慮中國階段性發展的能源需求特征以及面臨的問題，可能使能源規劃更具相關性和更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十二五”的節能任務可能更為艱巨，因為節能常常是從比較容易的人手。但是，今后整體經濟發展卻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由于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階段，產業結構還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雖然我們不能將節能的企望放在改變產業結構上，但今后的產業結構發展的確有利于能源強度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