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牽頭的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治理PM2.5的經濟政策。馬駿對記者表示，由于中國工業、能源、交通等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僅僅依靠環保類末端治理政策是無法達到減排和治理目標的，必須依靠財稅政策來推動治理空氣污染。
馬駿：2013年年初環保部部長就宣布，爭取在2030年全國所有城市空氣治理質量達到空氣二級標準，而二級標準的重要指標就是將PM2.5降到35。如果要把所有城市的PM2.5都降到35，估計到2030年全國城市的平均PM2.5至少要降到30.
目前已經出臺的環保類末端治理政策，包括脫硫脫硝、提高油品質量、提高排放標準、控制VOC、控制建筑粉塵等。不過，通過我們的定量分析、模型估算表明，即使將環保類政策用到極致，即在今后17年中，全國城市平均的PM2.5只能在2030年降到46，遠高于30。僅僅依靠環保類末端治理政策恐怕無法達到減排目標。
馬駿：我國的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比重非常高。工業占GDP的比重約為40%，而規模以上工業產值中重工業的比重又高達72%，重工業占GDP的比重高達30%。這個比重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工業的單位產出能耗和由此帶來的空氣污染是服務業的4倍，而重工業的單位產出能耗和由此帶來的空氣污染是服務業的9倍。工業和重工業比重太高是污染嚴重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原因。
在能源結構方面，我國煤炭占比過高，清潔能源占比很低。給定能源消費當量，常規煤炭消費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是清潔能源的10倍以上。我國煤炭消費占比68%，清潔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只有13%。而發達國家的清潔能源占比多在40%到50%。
此外還有交通運輸結構問題。我國城市居民的出行比例中，只有7%的人出行使用地鐵，90%以上是公路交通。而發達國家不少大城市的地鐵出行比例達到70%左右。對同樣運輸量，地鐵產生的污染僅是公路交通的十分之一。
為了實現減排目標，在今后17年內，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應下降9個百分點，清潔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需提高30個百分點，城市軌道交通占出行比例應該從目前的7%提高到30%左右。在使用環保類措施的同時，如果達到這三組結構性調整的目標，2030年才能將全國城市平均的PM2.5降到30。而要完成這樣的目標，需要相關財稅政策的輔助來推進。
馬駿：對于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有三條建議。一是改革間接稅體制。在整體稅負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提高第二產業的實際稅率，同時為第三產業減稅。二是要全面提高資源稅稅率，以增加重工業的成本，將資源引導到低能耗的服務業。三是改革工業用地的定價機制，將工業用地的平均成本提高1至2倍。目前我國工業用地與商業用地價格的比例僅僅為發達國家該比例的1/3-1/2，這是造成工業過度發展的扭曲性政策之一。
對于推動能源結構調整的策略有四條：一是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污費征收標準提高。二是大幅提高煤炭資源稅，開征碳稅。三是提高對清潔能源的補貼。四是對IGCC提供價格補貼，將部分常規煤炭消費直接變為清潔煤炭消費。
對于推動交通運輸結構變化的政策建議有三條：一是在主要大城市實行汽車牌照拍賣制度。實行類似制度的新加坡前幾年將汽車保有量的增速控制在每年3%，最近汽車保有量的增速進一步降到了0.5%。上海已經施行了類似的制度，北京也可以考慮實施這個制度。二是倫敦對進入市區的汽車每天征收10英鎊的擁堵費，主要大城市可以考慮類似的政策，開征擁堵費。三是鼓勵建設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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