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丹德又來中國了。

身為美國最為著名的環保組織美國環保協會（EDF）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幾乎一年來中國10次左右，為中國環境問題出謀劃策。

如今，他又多了一個新身份：被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剛聘為外國專家建議委員專家顧問。

“我的主要職責領域將集中在環境，為中國環境問題的治理傳遞經驗”，杜丹德2月底在北京接受采訪時表示。

他在采訪中，不斷反復強調“市場”二字，足以見得他是一個對市場手段解決環境問題的擁護者。

事實上，1986年以來，杜丹德一直致力于在中國建立基于總量控制的國家層面的排污權交易體系，他對中國環境管理的主要理念就是：可以用市場之手解決環保問題。

由于霧霾天氣頻增，中國政府自2013年，尤其關心環境問題。 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要求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

這一系列的舉措，杜丹德都把它們比作為了一場關于環境的“改革開放”。在他眼里這場關于環境的“改革開放”這條路該怎么走？

中國節能與發展平衡的空間很大

筆者：你提到，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關于環境的“改革開放”，中國需怎么樣的機制支撐使之成功？

杜丹德：這里有一系列事情需要注意。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認為中國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點的影響會非常深遠。從環境角度來看，里面更多指向的是效率。過去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卻在環境上損失慘重。現在，中國的看法正在發生改變，開始強調和重視如何提高效率。

另外，將市場作為最主要的手段，意味著要加強政府對環境監管力度。因為一味只是依靠市場，那么環境問題或許不會那么容易被解決，因為企業或許更多的考慮是如何賺取更多的經濟效益。因此，要解決此問題，需要應用一些方法，比如發布監管條例或者法規等。

不過仍然需要新的方法，第一是信息披露，告訴民眾所生活的環境情況。比如在美國，民眾可以上網查到相近社區的環境情況，可以了解企業排出水質的情況等。事實上，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增加一些壓力，讓他們去改變商業方式。

另外，公司需要有競爭，但是要改變不公平現象。由于違法成本極其低，這就造成了不守法的公司只需支付一點罰金，而如果一家遵守法規的公司則需投入成本進入環境保護。

筆者：事實上，很多人會很擔心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矛盾。因此，你認為應該怎么平衡經濟的增長和環境保護？

杜丹德：不僅僅是中國面臨這個問題，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會面臨這個問題。一方面，人們希望更加富裕，但是另一方面卻希望有好的環境，其實這有一點自我矛盾。而這個矛盾政治家也需要面對，他們需要決定哪一個更加重要。就我的觀點而言，這依然是一個關于效率的問題。

比如中國現在的空氣污染與能源的使用密不可分。之前有一家能源公司的老總就指出中國工業中40%能耗降低都是有利可圖的。事實上，如果能夠有利潤地去減少能源的使用，這就意味著中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有經濟的增長、環境的提升以及更多就業的機會等。

碳市場或許能解決中國貧困問題

筆者：你對中國碳排放交易權市場試點怎么看？

杜丹德：現在的7個碳排放交易權試點是實驗，中國需要去嘗試和學習。比如，中國符合什么樣的市場架構技術，什么樣的監管體系合適等。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這與其他地方都不一樣，這也將為推開全國碳市場起到鋪墊作用。

筆者：中國各區域的經濟條件狀況差距很大，中國建立全國碳市場的可能性是什么？

杜丹德：中國當然是有能力建設全國統一的碳市場。建立全國碳市場的方式有很多，而中國選擇的是逐步建立的方式。

有一種設想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碳市場中可以成為中國資源核證減排量（CCER）的買家，而中國西部則成為中國CCER的賣家。這樣一方面，東部的經濟會在減排的基礎上得到持續的發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區也可以通過更加清潔的投資方式得到發展。我認為中國應該利用不同地區的成本差異以及發展差異等進行發展。

事實上，中國面臨的另外一個的困難是貧窮。那么我們怎么將貧窮與氣候變化聯系氣候呢？或許碳市場能夠提供一個答案。比如，農業與氣候變化緊密聯系。目前中國農村都是小規模的種植和收割，中國一些地方或許可以通過大規模種植和收割，這樣便可以降低排放，然后再通過固定的方法學把農業減少的碳排放計算出來，開發成減排量將之賣入碳市場，農民這樣也就創收了。總體而言，這樣可以將中國的現狀與市場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