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遭受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對談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將在南非德班召開，對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訪談圍繞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最終命運、德班談判的預期進展以及中國在其中所作的努力進行深度剖析。

　　張海濱：這一次國際社會對德班會議的期待還是比較務實的。就總的輿論來講，大家不期待這次談判能夠完成八年路線圖的授權。

　　德班會議的國際氛圍和其面對的形勢并不給力。換句話說，這個時機并不是特別的理想。最關鍵的，就是歐盟遭受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對談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待會兒我們還會具體來討論這個問題。

　　對這次德班會議，大家還得再調低對它的期待。所以現在整個國際社會，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是比較務實的。

　　德班大會上演“京都議定書之死”?

　　張海濱：現在談判最核心的是什么問題？第一個就是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存和廢的問題。這就是你剛才提到的“京都議定書之死”，當然這通常是媒體的表達方式。

　　現在的談判是雙軌制。一軌是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國家，他們需要繼續推進減排承諾；另外一軌是聯合國氣候公約下的談判。談判的焦點就跟雙軌制有關，特別是“傘形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等國已經在坎昆會議上提出來，它們不再延續京都議定書。而不再延續的意思就是要并軌了，要把兩軌并成一軌來談；但是這是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的。

　　所以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意義重大。比方說對于中國、印度此類“基礎四國”來講，如果沒有京都議定書，最大的后果可能是談判的基礎發生了變化。過去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談，如果沒有京都議定書的話，也就無法有效體現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在德班會議中，資金問題、談判成果的法律形式、峰值的問題等都是很關鍵的，但最核心的仍是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存廢。

　　談判低于我們的期待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讓它徹底崩盤

　　張海濱：德班會議有三種可能性。第一個可能，即達成2012后全面的、平衡的、有效的國際氣候制度。這種可能性從目前來談應該是很小。

　　第二種是談判形成比較松散的國際氣候協議。哥本哈根會議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做出了國內的減排承諾。所以我們鎖定已有的承諾，并在這個基礎之上達成一個協議。這就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比較松散的協議。第二種假設在德班會議上的可能性，比第一種可能性要大。

　　第三種假設則是德班談判一無所獲。但這種可能性也小。因為就最近的巴拿馬會議而言，在資金、適應、技術轉讓等問題上都取得一些局部的、有限的進展。

　　無論哪一種假設，肯定都會有激烈地較量和博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表達鮮明的立場。但從現有談判的內外形勢來看，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結論。2012馬上就到了，如果沒有成型的協議的話，就會形成空檔。而根據坎昆協議是不能出現這個空檔的，那怎么辦呢？這就涉及到過渡期的問題。

　　有一種可能性，將京都議定書做一個延長，使之形成一個過渡期。這樣的話，保證新的氣候制度和協議與現有的制度做無縫連接。至于這個過渡期是多長時間，用什么方式，則需要在德班協議里面明確。如此還能夠使國際氣候的談判保持在軌道上，而底線是不能讓它脫軌了。

　　不能讓它徹底的破裂，不能讓它脫離軌道。進程慢一點，或者低于我們的期待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讓它徹底崩盤。

　　氣候談判是大家公認的在冷戰結束以后最重要的國際多邊談判。如果這個談判失敗，或者是崩盤的話，就意味著大家會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這是一種全輸的解決方式。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大國、小國、窮國、富國，都不愿意看到這一點。如果這一天發生將是人類的悲哀，最后大家都同歸于盡。我想目前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國領導人的智慧還不至于低到這種程度。

　　再往大一點說，氣候變化自身的復雜性、綜合性遠遠超過其他世界性議題。所以它對世界全球治理至關重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有理由來質疑聯合國和其他的國際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如果國際組織現存的多邊談判機制不能發揮作用，我們的世界將會陷入無序、混亂的狀態，結果是災難性的。

　　如何看待“坎昆會議，沒有拯救氣候談判，但拯救了聯合國”的說法

　　張海濱：這種說法，如果是放在媒體上，我不反對。但是嚴格從政策角度和學術角度，我對這個說法是很保留的。

　　我舉個例子。2003年美國繞過安理會對伊拉克進行攻擊，在當時引起了全世界高度的關注和憂慮。甚至當時秘書長都講，這種單邊主義盛行會導致世界戰略力量的失衡，從而對世界安全局勢構成威脅。當時很多人就說聯合國死了。

　　那么現在看起來八年過去了，聯合國還沒死，為什么呢？氣候變化談判在嚴格意義上來說，它可能對聯合國的聲譽有影響，但不至于對聯合國的命運產生致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