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經的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國政府專家組技術轉讓領域主要談判代表、現任的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中國區首席代表，“低碳技術”始終是與鄒驥談話的核心話題。

　　2010年6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公布了第五次評估報告（AR5）的主要作者名單，鄒驥經由中國政府推薦、IPCC的嚴格獨立遴選，最終入選第三工作組主要作者召集人。在中國氣象局科技與氣候變化司來函上有這樣一段話，說明了這項工作的意義：“入選IPCCAR5作者，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提升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科學領域的影響力”。

　　世界低碳經濟的浪潮中，鄒驥稱得上是“務實”的學者。除了久經考驗的談判與國際合作工作者這個身份之外，鄒驥顯然更希望將自己定位為一位對“低碳技術”有獨特思考的研究專家。

　　制定了我國第一份低碳經濟發展技術需求清單并繪制技術路線圖的同時，還首次提出了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政策路線圖的框架設想，這個政策路線圖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分解國家提出40％-45％的碳指標以配合規制與經濟激勵等政策措施的選擇之后，鄒驥和他帶領的團隊，已經將目光轉向落實層面。在接受《中國投資》雜志專訪時，鄒驥透露WRI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PECE）”已經聯合完成貴陽市低碳發展計劃行動綱要，而青島市低碳發展戰略及技術路線圖也將在11月左右初現雛形。

　　從“要我做”到“我要做”

　　只有通過技術本身的變動，才能在低碳與GDP兼顧之下保證偌大中國的正常運轉

　　談及目前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從“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轉變原因，鄒驥幾次用到了“切膚之痛”這個詞。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經濟總量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環境、資源的約束越來越大，矛盾愈顯突出，原來那種“三高一低”的增長方式不能再繼續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結構轉變，已經到了刻不容緩、非做不可的時候了。否則，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就沒有前途，就會走向全面的被動。

　　但向低碳經濟轉型，面臨著諸多的戰略性挑戰：首先，中國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下相對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業主導階段；其次，以煤為主的高碳能源結構稟賦特點；加之未來低碳技術戰略儲備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仍然薄弱；此外低碳轉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巨大社會成本風險；最后，全民普遍薄弱的低碳意識以及政策體制支持不夠等因素，都可能制約著中國邁向低碳未來的步伐。

　　如何在低碳與GDP兼顧之下保證偌大中國的正常運轉，只有通過技術本身的變動，帶來較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未來中國的低碳之路上，提高能效依然是主力技術領域。隨著過去十多年中相對容易的提高能效措施一一到位，已經很少有“低懸的果實”了。能效的進一步提高，就更加依靠技術進步，依靠更高邊際節能減排成本的資金投入。

　　未來中國能源效率能否顯著快速提高，能源結構能否改善，把煤炭比例降下來，增加可再生能源、核能、水電等，都取決于實質性的技術進步。“因為無論是能效改善，更多運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新能源，它們最終都要歸結于未來技術的變革”，鄒驥說。

　　對于低碳技術的發展，鄒驥按照技術從研究發明、示范到推廣擴散的周期，將低碳技術分為3類：一類是基本成熟的技術，比如超超臨界技術，中國第一臺超超臨界機組在浙江玉環裝機時，還是個“陽春白雪”的高精尖技術，但現在已經遍地開花。第二類技術是目前正在做示范，其成熟度還沒有達到商業運用的程度，比如，電動車、混合動力汽車、大容量風機等，這類技術可能會在幾年后趨于成熟而商業化。第三類就是諸如光伏電池、第四代核電站、碳捕獲和儲存技術等，這些都是在短時間內不會研發成熟的。

　　在鄒驥看來，雖然目前看中國的制造技術進步飛速，但高端的設計和研發技術都還很落后，低碳技術標準還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中國要想在未來的低碳發展中占得先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種減排情景構想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理清中國幾大重要產業的技術“家底”，鄒驥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組(PECE)歷時多年，對6大重要的高耗能行業，即鋼鐵、水泥、化工、建筑、交通、發電各部門的388種技術做了細致的歸納分析，發現一個敏感的信息：“我們從388種技術里面篩選出60多種技術作為骨干的支撐技術，支持中國達到溫室氣體控制的國家目標。由此引出一個技術需求清單，就是中國需要60多種技術，其中有42種是中國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技術類別。中國要想達到既定的碳強度削減目標，沒有這些技術是做不到的，這就需要通過各種途徑由國際社會向中國進行轉讓或者自行開發。但自行開發要花更長的時間，可能會形成低效技術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鎖定效應，增加未來的排放負荷”。

　　只有依靠這60多種技術在未來得到大規模的應用才有可能支撐我國40%-45%的低碳目標。而其中42項所謂中國不掌握的核心技術所指并不是一般提到的“國產化率”這樣的概念。鄒驥告訴記者：“因為就算你國產化率99%，如果1%你自己不能掌握的話，可能這個就是你的短邊或瓶頸，你就會受制于人，而我們正是針對這1%提出了42項需要發達國家加速轉讓的技術”。

　　隨后，PECE組基于3種假設和科學原理，對未來中國能源需求和CO2排放做出了情景構想。第一種，基準情景：就是現在（2005年為基年）正在實施的節能減排政策繼續如常實施；第二種，控排情景：就是加大力度，包括到2020年我們的可再生能源比例達到15%，再加上一些重要的技術措施，它對我們的國民經濟影響不至于太大，會有增量成本，但是比例較小；第三種，減排情景：激進的、不惜工本地爭取把排放量降到更低，力爭在2030年前后到達排放峰值。

　　在這3種情景下，如果只是采取現在的措施，人口繼續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排放量會一路上去。在控排情景下2030年能源需求還會繼續增長，但是漲幅遠遠低于基準情景。